衛兵運動截然無關，與大字報、大批判截然無關，與“蜜蜂”、“蜜棗”們也截然無關。它們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射物，是與大時代情緒也許格格不入的張震個人的心理感受。
只有在這時，他才會用一根長長的竹竿將矇住老虎天窗的黑布挑將開來，猛吸一口老虎天窗外的清新空氣而遐想好久。
“革命”繼續地排斥著我們的彭壽康，而彭壽康則繼續地不在乎被“革命”排斥，繼續地在六十年代末的上海各個無線電商店轉悠著。他來到浙江路、福州路相交處的上海少年科技商店，他前往遙遠的復興島邊上松潘路無線電商店，他更經常地在南京東路與河南路相交的大慶無線電商店盤桓，在這些無線電商店中，他穩健地成長為一個六十年代末民間社會的時尚分子。
時光在革命者的咆哮與逍遙者的閒情中緩慢地度過了。六十年代末期的時尚分子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了人生的一個重大時刻：結婚從而完成生命的再次延續。
在一個“哈日”、“哈韓”的青春男女永遠不可想象的物質超級匱乏的時代裡，我們的彭壽康憑著一張結婚證明僥倖可以得到如下東西：
一隻大櫥，一隻五斗櫥，一隻方臺，兩張床架，兩把椅子，兩隻腳桶。
彭壽康還想要一臺收音機，他還想要一點比物質生活更微妙更豐富的精神生活，儘管結婚證明不能給他以絲毫幫助，但這難不倒彭壽康，在1976年，時尚分子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新房中放上了一臺落地音響，僅此一點，彭壽康就讓他身邊的男女驚訝不已。
也是在1976年，彭壽康在無線電製造上的知名度已經在他的圈子中大大地氾濫開來，同事請求他裝一臺電子管收音機。那天，彭壽康調休在家為同事除錯收音機，突然地，他從收音機中聽到了沉重的哀樂聲，隨後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無比悲哀的聲音：中國人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導師和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同志不幸去世。
逍遙主義的彭壽康十分震驚，他永遠不會忘卻這個情景：當他擰大了無線電的音量，在他長陽路街面房子下面的22路電車站頭上，電車不再開動，乘客不再上車，人們全都驚恐地抬頭看著他家的窗戶，聽著那裡傳出的悲愴聲音，一臉的恐懼、不安和傷痛，一些人的臉上掛滿了淚水。
那天，逍遙分子彭壽康急急地趕往工廠，儘管他與整個時代明顯無關，儘管他早就是時代大潮中一條被擱淺的小船，但內心深處他還是縈繞這樣深切的疑問：往後，中國將怎麼辦？
不過，彭壽康終究不是一個激進的布林什維克，很快地，他還是回到了自己的時尚生活中，從單管礦石機著手的他，現在不僅跨越了多管半導體，還跨越了電子管收音機，現在，他把玩的是七十年代最大的時髦：電視機。
此時，社會上已盛行9寸電視機，在彭的工廠，只有先進個人與萬米無疵布的能手方能獲得一張9寸電視機的購物票，彭壽康無權分享這張票子，但他有能力製造一張票子，1977年年底，彭壽康憑著自己的智慧，用200元的代價，裝出了一臺16寸電視機。
裝完的第一天，彭壽康的左鄰右舍像看當年西洋鏡般地紛至沓來，在他擺放電視機的6平方房間裡，整整擠了20多個人，那天的電視節目剛好是日本影片《追捕》，在“啦啦啦，啦啦啦啦”的音樂伴奏聲中，彭壽康和他的同時代人悲喜交加地感受著一個叫杜丘與一個叫真由美的女子那番驚險的生命歷程。
彭壽康還清晰地記得，在《追捕》之後，他的16寸電視機放映的是日本片《望鄉》，他的6平方空間再次地擠滿了男女，阿歧婆悽慘的故事讓彭壽康沉思良久。
2003年的7月5日，那是在他與《望鄉》中的阿歧婆相遇將近26年之後，他沉吟片刻這麼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