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膨脹。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農村生育實際上處於失控狀態，至今農村人口出生率仍然高於城市，出現高素質、高收入人群少生育，低素質、低收入人群多生育的逆向調節政策。第三是10年的橫徵暴斂。80年代土地承包到戶後，農民中釋放的熱情到84年達到最高峰，國家便出臺了“農業特產稅”，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農村高度組織條件下的管理機構不減人反增人。94年稅制改革，提高兩個比例，財政收入向上集中度提高，縣鄉兩級財政入不敷出，加之普九義務教育投資、基層官員政績需要的形象工程以及吃喝風、行賄風等等。20世紀末的10年；在農村基本上是橫徵暴斂的10年。第四是農業產業鏈中斷。產前產後服務，前40年國家壟斷專營，原因是產前和產後有錢可賺，唯獨生產環節不賺錢。國家雖然出了錢，但不是給農業生產者。給了經營者，國家受到中間商盤剝，最典型的是糧食系統和供銷社生資系統、棉花系統以及農業系統種子公司。由於產業鏈中斷，導致農業作為一個產業是不完善的，一下子拋向市場。其結果可想而知。第五是農村其它產業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社會歷史上的其它產業。如手工業，各種作坊等，被現代工業取代。農村自救力，內生產業力盡喪。第六是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建立。小病拖，大病等，促長了農村封建迷信盛行，養兒防老、家族意識等傳統觀念大行其道。第七是政府和城市居民深層意識歧視農民，政府保護農民利益的舉措收效甚微。在社會二元結構中，呈現出城市居民始終在政府的保護下生存，而農民沒有享受到一丁點（除保護價一項外）社會福利。打工是盲流，春運加價。剋扣農民工工資，大城市設計許多限制外來工的壁壘等。農民在城鎮成了低智商、犯罪的代名詞。
何偉力用很大的篇幅農村處於“苦”、“窮”、“險”境地的原因後，話鋒一轉，指出三農問題是社會熱點問題。他說，有關方面的學者專家三農問題研究已十分深入。中國農村地域廣，東西跨越5個時區。南北氣候迥異，各地資源稟賦差別大，東、中、西部經濟條件懸殊，不可能有一套適合全國各地農村的最優方案，靠一個“一號檔案”解決農村所有問題是很困難的。
何偉力指出。國內外關心中國三農問題的學者專家提出了兩條基本思路，一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思路；二是農村地區的一攬子改革思路。
他說，根據專家學者們的這兩條基本思路，結合松山的實際情況，我們當前以及今後一段時間必須抓緊抓好兩個方面的工作，這兩項工作的大概內容如下：
第一個內容：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黨的*確定的方針政策，也是工業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是社會發展的必經歷程，是社會人口空間佈局變化規律與經濟規律的協調規律。任何人為限制人口流動的制度設計都是對規律的違背。農民進城打工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表現，誰能阻擋民工潮？民工潮的背後是經濟規律（比較效益）在起作用，與臺商到大陸投資原理一樣。因此，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經濟行為，是市場行為，而非政府行為。政府在人口布局調整過程中，政府要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清理一切有關人口、人才流動的壁壘，給外資、內資企業，國營、民營企業，農民和城市居民同等國民待遇。首先，取消戶籍管制為戶籍登記制，變“要不要給你城市戶口”為“我願不願”登記為城市戶口，把權力交給人民自決。同時，把戶口與身份證（變更登記身份證以舊換新）、保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