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樣。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麼真理，也是具體的、多元的，很經驗、很個人的。真理是無法灌輸的，不能強迫別人接受你自以為是的東西。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和寬容，都建立在這種多元、個人的立場上。沒有這樣一種立場，就會發生知識者相互之間的殘殺。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實中，知識分子的悲劇與其說來自政治權力，毋寧說更多地來自知識分子同道——那些自以為佔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話語空間的獨斷論者。從這個意義上說，知識分子的思想監獄是自我營造的。對此，王小波有十分透徹的認識，他尖銳地指出：“知識分子的最大罪惡是建造關押自己的思想監獄。”在這裡，一個最關鍵的詞是“個人”。這是自由主義的核心。歐陸式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積極自由”，是個人思想與意志的自主。但這還不夠。“積極自由”如果過於擴張，沒有邊界，就有可能侵犯別人的自由。紅衛兵的造反行動、文化精英的話語霸權，就是最好不過的現實標本。英國式的自由主義，恰好能夠彌補“積極自由”的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極自由”，是每個人的思想、言論與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關於“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兩種自由的區分。“消極自由”儘管目標卑微，不及“積極自由”那般崇高、奮發進取，卻是個人自由最真實、最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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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他思故他在（4）
極富英國自由主義精神氣質的王小波反覆申說的，就是自由的消極一面：“你有種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給我，我就不那麼樂意。”他對別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為他們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僅僅是因為他們也是一個人，有著與自己同樣的自由權利，包括選擇信仰、判斷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權利。早幾十年，胡適之先生曾經講了一句飽經風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這種具有英國風範的消極自由傳統，在中國大陸早被無休無止的“積極自由”狂熱騷動攔腰斬斷，如今，王小波以隻手之力，續接斷脈，其境其情，怎能不令人感嘆！
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獨的，可以說是特立獨行的。他曾經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雜文，叫做《一隻特立獨行的豬》。他說：“我已經四十歲了，除了這隻豬，還沒見過誰敢於如此無視對生活的設定。相反，我倒見過很多想要設定別人生活的人，還有對被設定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太熱衷於設定別人的生活了，他們的使命感太強，總是覺得該搞出點給老百姓當信仰的東西。他們不僅想當牧師，而且想做聖人和上帝。
……
後記（1）
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了，本書所輯錄的二十多篇文章，都是關於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這一研究的方法，我將之理解為心態史研究。
在西方史學史中，最早開創心態史研究的，是法國的年鑑學派。當年鑑學派將歷史研究的重心從上層移到了下層，從少數精英移到了普通民眾以後，就不再滿足於研究上層知識精英的思想觀念，而轉而感興趣於底層老百姓的集體意識，即所謂的心態（mentality）。心態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是年鑑學派的創始人呂西安·費弗爾。
不過，我最初從事心態史研究，並沒有受到年鑑學派的影響，而且，我這裡所說的心態史，與年鑑學派所說的心態史不一樣，不是底層民眾的心態史，而是知識分子的心態史。為什麼我會從事知識分子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