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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濟:緊張而豐富的心靈(3)

事實上,即使在文化形態歷史觀中,群體與個體、國家與個人之間也具有某種緊張性。在林同濟的論述中,列國時代有兩個相沖突的大潮流:“個性的煥發”和“國命的整合”。前者是“根據著個人才性的尊嚴與活力而主張自由平等,是一種離心運動,針對著封建階段的層級束縛而奮起的”;而後者“注重統一與集權,是一種向心應對,目的要在層級結構被打翻後,再把那些日形‘原子化’、‘散沙化’的個人收拾起來而重建一個新集體”。在歐洲歷史上,這兩個潮流是先後發生的,有時間上的序列,但在現代中國,當“個性的煥發”尚未完成之際,由於民族危亡的壓迫,已經有了“國命的整合”的迫切要求。“我們卻要同一時間內,兩者並行,一面趕造強有力的個人,一面趕造有力的社會與國家”。這就構成了某種內在的緊張和衝突。在“國”與“人”之間,什麼才是林同濟關懷的重心?

我發現:雖然林同濟一再強調民族國家的至上,但他思考的真正著眼點毋寧說是人。林同濟在《戰國策》中所有的論述,歸結到最後,可以說是基於這樣一個核心問題意識:在這樣一個以力為中心的戰國時代,為了民族國家的重建,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人格?這一思想脈絡顯然是晚清梁啟超的“新民說”、“五四”時期《新青年》的“改造國民性”的歷史延續。張灝先生曾經深刻地分析過“五四”思想中的複雜的兩歧性: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懷疑精神與“新宗教”、個人主義與群體意識、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等。這就意味著,“五四”思想中,不僅有法國式的理性啟蒙主義,同時也有德國式的狂飆運動傳統。林同濟以及雷海宗、陳銓這批戰國策派,所繼承和發揚的,正是注重個人的感性生命和意志力量、力圖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狂飆運動精神。而狂飆運動所關懷的問題核心,表面看起來是民族主義,實則卻是人,作為民族精神的國民人格。林同濟從民族和國家出發,他苦苦思考的終極目標卻是國民:中國的傳統國民性問題在哪裡,為什麼不再能適應“力的競爭”的戰國時代?在民族主義的大目標之下,又如何重建新的國民人格?

二、力的境界:“力乃一切生命的表徵,

一切生物的本體”在中國思想傳統之中,人心的秩序與宇宙的秩序具有同一性,人格的塑造首先取決於對世界本質的理解,有什麼樣的宇宙觀,就有什麼樣的人生觀。在戰國策派成員之中,雷海宗富於歷史意識,陳銓很有文藝理論修養,相比之下,林同濟是最具有形而上氣質的。為了論證民族主義的合理性,特別是建構戰國時代新人格的需要,林同濟首先需要解決的是一個從宇宙觀、社會觀到人生觀的整合性世界觀。

1940年,他在著名的《力!》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力的世界觀:

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徵,一切生物的本體。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間沒有“無力”之生,無力便是死。……生、力、動三字可以說是三位一體的宇宙神秘連環。林同濟:《力!》,《戰國策》,第3期,1940年5月1日。

在林同濟看來,這個宇宙的本質就是力,他引用哥白尼的話說:“無窮的空間,充滿了無數的力的單位,在力的相對關係下,不斷地動,不斷地變。”歐洲的文化精神實則就是哥白尼的這種力的宇宙觀林同濟:《柯伯尼宇宙觀:歐洲人的精神》,《大公報》,1942年2月14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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