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當然有所師承，中國古典、中國戲劇、民間話語等等，皆有吸納。早年閱讀趙樹理先生作品的經歷，當然也有形無形影響過我。但是，除了語言風格，除了他的白描，他的幽默智慧之外，我覺得自己師承這位不曾謀面的老先生最多的，不是小說寫法之類，而恰恰是他的人格，是他的對農村和農民的之死靡它的關注。
後記：手足的關注（2）
一些老作家，得了大宗稿費去繳納黨費，這，當然相當無私高尚，無可厚非。而我們的趙樹理先生卻把大宗稿費無條件饋贈給他的家鄉農村農民，有如烏鴉反哺。這，我以為更加無私，更加高尚。
趙樹理把自己的小說，稱為“問題小說”；他不僅希望自己的小說通俗易懂，而且希望它們能夠發揮匡扶正義、革除時弊的作用。然而，小說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毛澤東曾經嚴厲指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老人家是太高抬小說了。小說哪裡能夠反黨，正如它哪裡能夠濟世救民。所以，當大躍進人民公社一味胡鬧，搞得農村烏煙瘴氣、農業幾近崩潰、農民大批餓死的時候，趙樹理明白：寫作什麼問題小說早已來不及呼喊問題、引發療救的注意了。他毅然向中央上了萬言書。
――與之同時，我們的彭德懷元帥在廬山發難，同樣為農民大聲疾呼，上了萬言書。那位湖南農民的兒子，與這個山西農民的兒子，一文一武，不約而同捨出身家性命，冒死犯險，逆鱗直諫。巧合的是，或者說自然而然的是：當趙樹理的開山之作《小二黑結婚》在根據地得不到認可的時節，是彭德懷元帥，是那個慣會打仗的彭大將軍，看中了趙樹理的這部非同尋常的小說作品，斷然舉薦，使之有如石破天驚，一飛沖天。
當今時代，早已換了人間。我們欲要為農民說幾句話，欲要呼喊一番三農問題，即便說的不很客觀準確、喊得不很文明雅馴，已經不用害怕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去北大荒勞改，去秦城監獄住單間號子。我難道不應該趁此大好機遇，發揮我的職業優勢，為農村農民、為打工族們做點什麼呼籲點什麼嗎？
《兄弟如手足》，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入了我的書寫過程。
所以強調“兄弟、手足”這兩個字眼詞彙，我當然不是率意而為。工人和農民，城裡人和鄉下人，難道不是兄弟嗎？難道不是彼此相依為命的手足嗎？這樣的一點寓意儘管直白淺陋，我也顧不了那麼許多。我願意直接呼喊：農民，本來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打工族，本來就是我們的同胞兄弟。鄙視農民，猶如數典忘祖，簡直就是欺天。小瞧歧視打工族，就是歧視我們的兄弟姐妹。太不人道，太過沒有人性。
懷著這樣一種心情，我寫出了這部長篇小說。在小說中，我設計了兄弟二人，金河與銀河。一個讀書上了大學，成為一名城裡人；一個自幼失學，地道的農民，如今到城裡來打工。他們本來就是兄弟啊！他們果然手足情深，在共同的打拼中，事業獲得成功、愛情得以圓滿、人格得以昇華、潛藏的能力得以啟用。
在虛構的小說中，他們不再總是失敗，不再總是倒黴，而是好人終有好報。也許，戲劇式的安排處理，缺少了幾分深刻、背離了幾分殘酷的真實；不過，我樂意這樣來設定編排。我們的農民兄弟，應該揚眉吐氣、應該大獲成功，哪怕僅僅是在一個作家的小說虛構中。
然而，小說的黃金時代卻已經基本過去。影視傳媒，遍及城鄉家家戶戶的電視機，好生了得。有人在詛咒，低俗文化大行其道；有人在擔心，國人幾乎都變成了“看電視的豬”。
詛咒擔心，無濟於事。
老天要下，老孃要嫁，誰奈其何。
至少在我，學了美國一句俗話來效法：“戰不勝它，莫如加入它”。
向來，我也不曾將自己列為什麼精英，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