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可他的科西嘉妻子無法忍受亞洲的潮溼空氣，帶著孩子坐上從西貢回馬賽的郵輪。他沒有去找個中國情婦，他寧可一年一度坐船回國度假。與他不同，巴臺士領事卻把整個家都安在上海，雖然領事的職務調動比警察部門更頻繁。
傍晚，少校坐在領事官邸的書房裡。落地窗外是整排的大陽臺，從陽臺雕花的欄杆間可以望見房子背後的大片草地。驚叫聲在梧桐樹梢迴盪。巴臺士領事站起身來伸頭張望。在草坪和沿圍牆種植的樹叢之間，小男孩摔倒在腳踏車旁，趴著一動不動。尖叫聲是從站在草坪邊椅子上的女孩嘴裡發出的，她在那把黑漆斑駁的鑄鐵椅上搖搖晃晃，一條腿跨過弧形的椅背。地上的小男孩扭動起來，雙腿艱難地想要從那堆橡膠和鐵管的迷宮中逃出來。
“他們帶來所有的口供。”少校繼續說著。按照慣例，他正在把警務處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報向巴臺士領事簡略陳述。
是那個穿中山裝的南京學者（他自稱是教授）帶來的報告。報告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後是其它來源的相關情報匯總分析。在最後一頁檔案的底部，署名看起來像是一個研究機構。看起來他們像是一群讀書人，像是那種從中國腹地成百上千湧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輕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領導。南京大量招募這種年輕人。各種研習班，社團，學社。是的，在他們遞給他的名片上，有個古怪的名稱。少校居然想不起那個名字，研究所？調研會？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報告。
“到最後，他總算開口說話。”
穿著中山裝的教授告訴少校。他的眼睛在鏡片背後閃爍不定，像是個羞怯的大學教授。
“中國的事情還是要靠中國人來解決，你們畢竟是客人，客人們總是心慈手軟。說到底，你們總是要回去的麼。總還是有租約的麼。”羞怯的大學教授忽然豪放起來，哈哈大笑，以證明他自己的確是三民主義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組最終得出結論，這位彼得洛夫·阿歷克賽·阿列克謝耶維奇⑴先生（法租界警務處檔案登記為勃蘭特先生，政治部指紋檔案編號2578），並不是一像他自稱的那樣，一個三十九歲的德國貿易商。他在薛華立路的審訊室裡拒不回答任何問題。南京堅持要把他引渡到龍華警備監獄，隨後又轉送往南京軍人監獄。薩爾禮認為領事不想知道勃蘭特先生在那裡的遭遇，他自已也不想知道。聽說那裡有一種巨大的鐵製臺鉗，他們讓你跪在那裡，把腦袋塞到鐵鉗中間，每轉動三次齒輪，鐵鉗就會向內擠壓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過四次。勃蘭特先生相當得體地應付這個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體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詞。審訊者很容易產生錯覺，每一份口供筆錄都會被當成真正的突破。薩爾禮相信最後一次口供仍未觸及勃蘭特知識結構的中心地帶。他甚至不敢保證阿歷克賽·阿列克謝耶維奇就是他的真名。但這無關緊要，哪個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連他們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樣說，情報本身的價值還是無與倫比。它決定性地證實，上海很快就會變成一個火藥桶。從勃蘭特的公寓裡搜出大量銀行檔案和存摺，巡捕房的會計師後來向薩爾禮報告說：“總數相當於七十三萬八千二百塊銀元。”
銀行檔案證明勃蘭特賬戶的銀錢往來極其頻繁，但奇怪的是，缺乏相應的貿易檔案。對頑固的勃蘭特先生，這是個致命弱點。他既說不清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也說不清它們從勃蘭特賬戶出去之後，又進到誰的腰包。老天知道，這些錢夠買下一整幢大廈。勃蘭特先是聲稱他代表一家註冊在漢堡的德國洋行，打算在香港或上海購買地產，作為該洋行開闢亞洲事業的第一個重大舉措。
在南京，勃蘭特先生不斷改變供詞，起初是鴉片，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