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孩子們在學校，除了享受規定的一份津貼費用外，他們從不另寄錢和衣物，李立三經常說：“當年我在法國，一面讀書，一面做工，學費、生活費都靠自己想辦法解決。現在你們一切都有組織負責，就應該完全滿足了。”
兩個最小的女兒英男和雅蘭，生活在他們身邊，條件好一些。但從入小學開始就坐公交車上學。雅蘭七歲時，大人也只將她送到公交車站，然後自己乘車去學校。當她們年紀稍大一點後，李莎就常對她們講：“現在我們的衣食住行都比老百姓好得多，黨對我們已經照顧得夠周到了，除此以外，我們不應該再有什麼要求了。”1965年，李立三、李莎夫婦鼓勵英男去參加學校組織的農村“四清”工作隊，並要她爭取去艱苦的邊遠地區。當她從山區寫信回來，談到在那裡睡土炕，吃窩窩頭，和社員們一起勞動的時候，李立三非常高興地說：“這就好了，沒上這一課，就不能真正算大學畢業。”
孩子們有一個叔父，是李立三唯一的親兄弟，在家鄉教小學。解放初期，他因為收入少，子女多，生活有困難，跑到北京來找李立三，說養不活家，要另找工作。李立三說：“在共產黨領導下，工作不是這麼個找法，要群眾擁護，組織挑選，況且教書也是很好的工作。至於生活困難，這不光是你一個人的問題，我只能替你出這麼個主意，你回去好好工作，把工農子弟教好，飯不夠吃，你就吃粥，但是，千萬不要裝闊。如果你吃了三個月粥，而且照樣努力工作，黨和群眾不來幫你解決困難，那就是怪事。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現在過的是供給制，黨只負責我的生活，要我再照顧你，我不能伸這個手，黨裡也沒有這個制度。”就這樣，李立三和李莎給了叔父一些平時積攢下的錢，就把他勸說回去了，以後叔父就一直安心留在家鄉，老老實實地工作，沒有再來找李立三。
平時有些鄉親，特別是長輩來了信，李立三就要孩子們寫封回信，但只用他們的名義，李立三自己從不署名。他說：“我是個老黨員，人家很容易透過我們來看共產黨。如果根本不回信，他們會說共產黨六親不認，對黨的影響不好；但如果我署了名，說不定他們又會藉此做出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對黨的影響更不好。”他還多次向李莎和孩子們打招呼，凡是家鄉親友，如果想透過他們找他辦什麼事，一概不要答應。他說：“國民黨就愛講私人關係，共產黨就不興這一套。一個共產黨員是為全國人民辦事的，不是為哪個私人辦事的。”但接著，他又笑一笑說：“說共產黨不講私人關係，也不完全對，以前我們搞白區工作，有時候也還是利用私人關係。不過，我們只是利用私人關係為黨做事情，決不利用黨的關係去為私人做事情。”
1950年春的一天，李立三的妹妹和妹夫從醴陵老家來了，說他們那裡要開始土地改革了，妹夫的成分高，可能要定為地主，而現在當地的領導，都是在哥哥領導下工作過的人，想讓哥哥幫他們說句話，要給他留條生路，別把土地財物都分光。李立三聽說後，馬上對他們說：“你（妹夫）是什麼成分，有什麼問題，當地的政府和群眾最清楚了。該怎麼處理都有政策，你們這樣跑到北京來找我是錯誤的，那是要加重處罰的，你們趕快回去。”就這樣，第二天給他們買上車票讓他們回醴陵了。當時孩子們覺得這事父親做得太不盡情理了，就跟他說：“人家大老遠的跑來找你，你又都認識當地的人，就幫他們說說唄。”李立三聽後板起面孔，很嚴肅地說：“那怎麼行，我是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土改是黨的政策，我只能帶頭執行，不能搞特殊化，我要說了話，下面就可能不按政策去辦了，那就糟了，搞不好，會影響黨的聲譽。”
這些事情，對孩子們都是活生生的教育，他們同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樣，都好好學習，成長為挺有出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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