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觸犯了黨政要人，尤其是他要求當局開放政權和實行*的自由主義的主張，構成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威脅，故無法為國民黨所容，1965年12月蔣介石親自下令封閉了《文星》雜誌。1960年3月，國民黨召開三中全會，胡秋原擴大事態，說《文星》老闆的後臺蕭同茲“背黨賣國”，乃與“匪幫”盲進運動相呼應，弄得蕭同茲被動，李敖也以“叛亂”罪於1971年3月19日被捕，後被判刑十年。
但李敖把牢底坐穿恢復自由之後，仍不停止對“胡天胡地胡部長”的攻訐，僅1988年就寫了《胡秋原冒充胡部長》、《胡秋原“誠實”嗎？》、《蔣總裁口中的衚衕志》、《胡秋原式的“患難之交”》等犀利的雜文。這些文章以翔實的史料，證明胡秋原的言行確有不相一致之處。胡秋原長期遊離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左翼與右翼之間，難怪左派說他右派，而極端的*人士懷疑他為左派乃至為*分子“所包圍所利用”，還有西化派指他為傳統派，而傳統派說他根本上是西化派。這便使李敖有空子可鑽，去抨擊胡秋原以折中為名的保守論及其政治上的“兩面派”之處。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胡秋原（8）
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挺身而出
雖然胡秋原屬於承認中國文化有不足，希望藉助西化來加以補救的主流折中派，但就其選擇而言，常常會不自覺偏離這種貌似公允客觀的立場，往左或右的方向遊走。如果說在與李敖論戰中他是偏右的話，那麼在1977年夏季掀起的鄉土文學大論戰中，胡秋原無論是政治立場還是學術觀念均明顯左傾。
那時國民黨御用文人彭歌在《聯合報》上發表了《不談人性，何有文學》的文章，對鄉土作家陳映真、王拓、尉天驄公開點名，作了嚴厲的政治抨擊，再加上余光中在《狼來了》中揚言要對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信徒的陳映真“抓頭”，整個臺灣文壇由此陷入一片悲憤、焦慮和恐怖之中。正是在這種氛圍下，胡秋原在1977年9月出版的《中華雜誌》上，刊出《談“鄉土”與“人性”之類》，對彭歌的文章提出擲地有聲的批駁。聲援者還有徐復觀、鄭學稼這些老一輩理論家。這些文章均以嚴正的態度和恢宏的器識，批判了反對鄉土文學的論調，維護了在逆境中成長起來的含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文學。更重要的是，胡秋原的文章體現了外省人對本土文學成長的關懷，因而減輕了當時文壇上省籍間的矛盾衝突。後來胡秋原還為尉天驄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寫了序文《中國人立場之復歸》。此文鮮明地主張文學的民族性，認為文學可以寫“小人物”和窮人，可以寫“繁榮後面”存在的“廣大貧困與不幸”。胡秋原對鄉土文學的肯定性的評價，澄清了右翼方面對陳映真他們的誣陷，防止鄉土作家的首級被“血滴子”取去，對臺灣左翼文學的發展起到了保護作用。
在這場論戰中，陳映真和胡秋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和尉天驄同時加盟《中華雜誌》編委會。胡秋原也常以國民黨開明人士身份聲援“黨外運動”。如1980年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胡秋原在《中華雜誌》發表社論，勸國民黨當局寬大處理。到1988年4月“中國統一聯盟”成立時，陳映真任首屆主席，陳又邀胡秋原任“統聯”名譽主席，這正是胡秋原當年說的“從未完全贊成國民黨”的具體表現。
不怕開除黨籍的統派
從大陸到臺灣，從30年代到90年代，胡秋原大半時光都捲入論戰的漩渦中心。到了晚年，他在90年代的統獨鬥爭中，不再遊移於左右翼之間，而是堅定地站在統派的一邊：既反*的“獨臺”，又反民進黨的“*”，成了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