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是用梁盛志的名字參加日寇的徵文，因而瞞過了某些文學史獎評審者。後來我主辦的雜誌揭露了真相，有關方面自應認真檢討。如中山獎金會承認事屬疏忽，也就算了。可那得獎者還‘大言炎炎’，說他的《日本文化與*文化》是‘高瞻遠矚’，其同黨還要打人罵人乃至要封我辦的雜誌。梁容若本人還寫信恐嚇我，以不談‘閩事’相要挾，還要我代為忠告批評過樑容若的徐復觀‘自己站起來’。這種無禮和謾詐的態度，我不計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日本文化與*文化》一文，我讀後感到字字奸意，而他至今還無改奸意，為自己的可恥行徑辯護，這就嚴重了。”鑑於胡秋原的態度強硬，梁容若在《臺灣日報》發表了《給胡秋原先生的信》。胡秋原寸步不讓，寫了《附答梁容若先生》作出反駁。徐復觀為了聲援，亦在《中華雜誌》上寫《致胡秋原先生書並代答梁某的公開信》。先後參加這場論爭的還有臺灣著名作家和學者趙滋蕃、高陽、劉心皇、何南史等人。《徵信新聞報》、《陽明》雜誌、《警察之友》以及《中華雜誌》還發表了社論批判梁容若。事後，現代文學史家劉心皇編了一厚冊《文化漢奸得獎案》，由陽明雜誌社出版。
胡秋原（7）
此外，胡秋原還對曾任汪偽宣傳部副部長的胡蘭成在臺灣新出版的《華學、科學與哲學》一書提出批判。在1975年9月的《中華雜誌》發表《漢奸胡蘭成速回日本去》的文章中，胡秋原嚴詞批駁胡蘭成歪曲歷史事實、繼續美化日本併為自己當年投敵行為進行掩飾的漢奸論調。他還批評余光中在《山河歲月話漁樵》中對胡蘭成文筆的讚揚。這和胡秋原在抗戰期間積極投入反法西斯救亡運動的經歷是分不開的。
成為“憤怒青年”李敖的靶心
任卓宣和胡秋原因其“歷史問題”——早年曾與*有千絲萬縷的聯絡——赴臺後常常成為論敵“揭老底”的物件。在60年代初發生的中西文化大論戰中，有“憤怒青年”代表之稱的李敖，以第一速度投射他的反抗力量，向周圍環境表示他的強烈不滿與攻擊。其中發表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口氣點名批判了四十位名家學者。其中一個重要靶心是胡秋原。李敖診斷他得了“超越前進病”：“這些文化選手們，一方面對中國文化假惺惺的不滿意，一方面對西洋文化熱烘烘的掘根子。這一派的*師就是胡秋原。胡秋原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裡，口口聲聲勸人‘由門戶之爭解放出來’，卻沒有想到他自己正是門戶之爭的健將！他並不是什麼‘獨立而向前’的‘兩不屬’的人，他實在屬於‘傳統派’中的一個流派。”他說，胡秋原的論調，跟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啟的“超勝”論，跟二十七年前張季同的“創造的綜合”，跟香港唐君毅的“超越論”“同出一廠”。胡秋原迅即在同年3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發表七萬多字的《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創造》，文中稱李敖是“梅毒主義”。聲援他的還有鄭學稼、徐道鄰等人。李敖為此寫了《我要繼續給人看病》作反批評。其中任卓宣助戰最為賣力，發表有《中西文化問題之總結》、《為西化問題給胡秋原打抱不平》等文章。
雙方論戰均不冷靜，互扣對方紅帽子，把文化問題上升到政治層面。如《文星》雜誌說胡秋原是“與*聯合戰線的閩變分子”，是“狄託第二”，“在倫敦住*招待所”，“做過《文匯報》主筆”，要求警備司令部出面調查，並在《中央日報》顯著位置登出特大廣告。胡秋原只好於1962年9月18日宣佈起訴，進入法庭，並寫《此風不可長》、《誹謗集團公然煽動政治清算問題》兩書，其中也為“閩變”的十九路軍辯護。後由二十五位“*要人”出面發表宣告調解，無結果。由此可見，所謂“中西文化論戰”所包含的政治內容，是再明顯不過了。李敖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