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配合他們？！你看上去一點兒也不愚蠢！……
他丟開我，大步朝前徑自走去。
安德烈的暴怒更讓我感到，在我和他之間，從他去芝加哥那天起，一個謎就開始存在。
我追上他，問：到底發生什麼了？
他意識到自己的俄羅斯脾氣，站下來，嘟噥著向我道歉。他說：他們的惡劣，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然後他看一眼表說：你的飛機馬上要起飛了？
我說：嗯。
改個航班。
不行，這不是能改航班的那種機票。
那就讓它作廢。我給你另外買張機票。
我跟著安德烈回到他的房子。那一夜我跟他話都極少，我奇怪他沒飲一滴酒。我卻為自己倒了一杯紅葡萄酒，說：你不要來一杯？
他笑笑說：我前兩天忽然意識到，好酒不該給壞心情去糟蹋。
你現在是壞心情？
我說的是前兩天。他見我還想打聽，就說：等我心情徹底好轉，你再跟我打聽。
我記得我暈沉沉地醒來時，已是上午十點。安德烈已去上班了。我一向很驚訝他那麼高大個人怎麼會有那麼細微的動靜——他在我睡著時，輕得跟魂似的，從不驚擾我的睡眠。他在床頭櫃上放了半杯水和幾粒維生素，一堆硬幣，一把去室內游泳場的鑰匙。他總是擔心我出門忘帶硬幣，乘公共汽車或地鐵或打發乞丐，都會犯難。他也總是逼迫我吃維他命，卻並不用語言強迫，而是把它們擱在我跟前，水也替我倒好，意思是：看你好不好意思不吃。
我一粒一粒地吞服維他命，嗓子哽噎：此生不會再碰上比安德烈更珍視我的男人了。之後我去淋浴，洗頭髮。我發現安德烈這個舒適的窩可真有腐蝕力。等我從淋浴裡出來，我便失去了再投入貧窮生活的氣力。我照常站上電子體重器，看自己這“命一條”還剩多少斤兩。
當我裹著潔白松軟的毛巾浴衣，坐在餐桌邊喝咖啡時，我像未來的戴維斯副大使夫人那樣閒閒地翻看著報紙。報紙下有一些拆開的賬單和信。一封信的字跡相當眼熟，我從它的雋永、略微的神經質上判斷出來，它出自里昂的手。我趕緊展開它。
信不長，相當客氣，大致內容是說他與我只存在濃厚的好感。而他真正愛的，是一個畫畫的女孩。他為自己那天的行為道了歉。
所有的溫暖、閒適，一下全消失了。我覺得什麼東西戲弄了我。我無法確定，被戲弄的感覺是不是被“好感”這個詞刺激出來的。我飲完最後一口黑咖啡時，心想：那些莫名的美好感覺總算給命名了。如此將就、蹩腳的命名。
我已記不清楚在安德烈那兒呆的三天我都做了些什麼。我只有一個印象，就是我在不斷地熨燙衣服。躲藏在熨衣服這樁事後面，我可以好好發呆。或許，可以頂放肆地胡思亂想。
面對著四十多年前與我母親不辭而別的劉先生，我盡情地跑神。這個四十多年前做了天涯斷腸人的老人，此刻正一層層開啟他情感的木乃伊，讓我接近他封存的青春。他娓娓地講述，每講幾分鐘便進入一段美妙的痴呆，然後他會說：菁妹，麻煩你給我一杯梧桐樹。我便去為他端一杯礦泉水，或者牛奶。我至多不會超過三次誤差，就猜中他真實的意圖。他有時會懷疑我是否在聽他講話，他便拉拉我的手，說，我剛才說了什麼？
我便回答他剛才說了什麼什麼。
他便知足地笑起來。我的獨立思考越來越不影響我跟別人共同進行的活動或對白。這一點大概要歸功FBI。也或許歸功我從小的成長環境。口是心非讓我活得方便不少。如果人們因此認為我不誠實，那也只好隨他們的便。對於我口頭一套，心裡一套這個性格特色，我一點兒辦法也沒有。我不是存心的。當劉先生講著他三十歲的獨白，他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