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兒不認為他的那一重真實和現實的這一重真實有什麼不吻合。他不是存心要跟客觀矛盾。於是我和他都能舒舒服服地各想各的，各說各的。
我對華盛頓最後傍晚的記憶，始終鮮嫩，如同尚未形成疤痂的創面。我記得勞拉典雅的香水氣息，跟安德烈的克隆在小餐桌上交融得那樣好。我直到現在一回想那個晚上，記憶便是嗅覺的。安德烈、我、勞拉，坐在一個吵鬧至極的爵士吧裡，聽著六人組成的爵士樂。六個人都像里昂一樣，陰沉沉地、文雅地憤怒。六個里昂各顧各地宣洩，他們的和諧一致完全是天大的巧合。六個蒼白慘淡的里昂，扭曲著、微妙地痛苦著，在原地流浪。我呼吸著勞拉和安德烈，聽著滿空間誰和誰也不搭茬的大聲交談，從中剔出六個里昂的旋律——那中間的自由。那樣一大筆自由，誰的一生能開銷得了？……
隨著酒意的上漲，我不再聽見人們自認為是對白的獨白。我只能聽見臺上六隻孤狼的悽婉歌唱。他們的最高境界是完全忘掉了他們的伴兒。看著六隻狼的眼睛，你知道孤獨是不可能偽仿的。不論他們的音樂優或劣，他們的孤獨是貨真價實、一流的。
我發現安德烈走開了。去洗手間或電話亭。勞拉湊到我耳邊大喊大叫，喊了半天，我才聽出來，她在告訴我：安德烈一定是去什麼地方，躲起來流淚。
我說：流什麼淚？
勞拉說：音樂和酒讓他想到了失去。你不覺得這音樂裡充滿了“失去”？
勞拉的才華是總結許多太難總結的東西。她的總結又總是很令人開竅。
我對她的總結鄭重地點點頭。
勞拉又說：……他是個很能承受失去的人。
誰？
安德烈。勞拉端著酒杯，裡面的冰塊在她輕旋的手指尖上幻化出七種顏色。安德烈只有一兩天的萎頓——在那樣巨大的失去後。他那麼愛他的工作。儘管我嘲笑他的熱愛。他向上司辭了職之後，把自己關在家一天，然後連夜開車到芝加哥看你去了。就那一點兒發作。等我再見到他，他已經恢復常態，談笑風生。至少在我看，他恢復了常態。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得多。
他辭了職？！
你不知道？！
我盯著勞拉的暗紅唇膏。
他為了不讓FBI對你測謊，當即寫了辭職狀。他把國務院的出入證和他的外交官身份證鉸成了四瓣，和他的辭職狀一塊兒交給了他的上司。這件事鬧得很大，國務院內部刊物全都報道了！還有兩位國會議員出來，說是要為安德烈的案子給國會寫信。
我想那個謎終於揭曉了：安德烈冷靜地捏動剪子，將自己的輝煌生涯鉸成碎片。他開始清理他的辦公桌，將所有檔案、文具，包括他擱在寫字檯上的我的照片，貼在牆上的我的詩作，以及我給他寄的生日卡片、情人節卡片，一古腦倒進一隻黑色塑膠垃圾袋。然後他向辦公室另外兩個同事說了一聲：今天得早點兒走，去看牙醫。藉助美國大眾對於看牙醫的毫不質疑，他平平淡淡地離去了。他將那個盛著他辭職書和碎裂的身份證的大信封交給了收發員，說：請立刻給頭兒送去。安德烈走出了國務院雄偉的大樓，回過頭。他想，那年我二十四歲，走進這裡，傻乎乎地把自己和國家聯想到了一起。等他回過頭，背向那宏大的陰影走去時，他忘了他原打算去哪裡。他手裡拎著一個黑色垃圾袋。華盛頓所有的流浪漢都有這樣一個黑色口袋。那是上午十點半，美國失去了一個優秀的三十五歲的外交官。他走著走著，心裡說：原來失業是這個滋味——沒有胃口吃午飯，也沒有胃口吃晚飯，美酒和劣酒失去了區別。
他每天還是照常上班啊！我瞪著勞拉說。
他從芝加哥回來，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一頁紙的翻譯費才十來塊錢。所以他得多做些工時……我以為他去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