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聘學生之模範人物，以整飭學風。”一句話，為青年尋找可以依賴的能夠引導他們做人和治學的導師，乃是北大的當務之急。
蔡元培首先找到的是陳獨秀。1917年1月13日，到北大僅僅9天的蔡元培，就聘請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即文學院長）。早年北大，是以文科為強項的，而文科中恰恰守舊的人物又不少，是北大革新的障礙。因此蔡元培首先尋找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來主持和充實文科，而陳獨秀正是當時不二之選。
繼陳獨秀之後，蔡元培先後又請來了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高一涵、李大釗、魯迅等。這些人加上北大原有的革新派沈尹默等，圍繞在陳獨秀和《新青年》的周圍，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便勢在必然了。
說起新派人物對北大改革的貢獻，最大者當推陳獨秀。其次是胡適，儘管胡適的名氣比陳獨秀在當時要大得多。身處其中的梁漱溟先生對此曾有切實的評價，他說：“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胡先生額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廣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而且，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幹，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此則唯藉陳先生對於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
除陳、胡兩位之外，劉半農、錢玄同、李大釗、周作人、魯迅、高一涵等人，亦是各有神通，各有絕招。所有這些人所做的工作和貢獻，蔡元培未必能做。但如果沒有蔡元培，他們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尤其是沒有蔡元培的處處支援愛護，他們也難以發揮那麼大的能量，單從蔡元培對陳獨秀的信任和愛護就可看出。陳獨秀才思敏捷，辦事果敢，能開啟局面，是北大革新的得力干將。蔡元培對陳獨秀也極為器重，甚至對陳獨秀的一些毛病也並不求全責備。梁漱溟後來曾說：“我認為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陳獨秀先生確是佼佼者。當時他是一員猛將，是影響最大，也是最能開啟局面的人。但是，陳這人細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於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討厭他。校內外都有反對他的人，只有真正瞭解他的人才喜歡他，愛護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個人。”由五四而開端的新思潮、新文化運動，首先開啟大局面的是陳獨秀，他在這個階段的歷史功績和作用應該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先生的器重、愛護和支援，以陳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腳而無用武之地。記得有一次校方召開北大三院教授會議，會上發生爭執，陳獨秀當面直通通地指責理科學長夏元瑮，使夏下不了臺。會上不少教授對陳的盛氣凌人十分不滿，形成僵局。蔡先生出面解勸，才為陳解了圍。蔡元培對陳的看法是始終如一的。直到1933年，他為陳獨秀的文集寫序言，稱陳五四時期的文章“大抵取推翻舊習慣、創造新生命的態度，而文筆廉悍，足藥拖沓含糊等病，即到今日，仍沒有失掉青年模範文的資格”。蔡元培真不愧為陳獨秀之伯樂！
4。“相容幷包”，有容乃大（1）
廣延博學與熱心的教員，是蔡元培在北大實行革故鼎新、造成良好學術空氣的一項重要措施。而實施這項措施的方針或指導思想，是“相容幷包主義”，這是蔡元培在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教育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