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了中國發展的年代。他不是在1945年就說了嗎，“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而且在1959年他又說過：“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臺、、、、、、不合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歷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可是，他剛剛辭世，他用於搞讓別人“對立”、他來“統一”，而硬扶植的“四人幫”就垮了，不久人民公社就解散了，他也算剛“人亡”，他的不正確的那一部分的“政”，也就“息”了。這不正是一個真實歷史中，非常現實的“天道求是”嗎？也正是我非常熟悉的想要寫的《天道求是》故事的“典型環境”。
《天道求是》小說故事結束的年代，也已過去近30年了，經過三代領導集體30多年的不懈探索和努力，現在，終於把主要是由於毛澤東的“左”而耽誤了的中國國民經濟總產值被日本超越了四倍的時間追了回來，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了。但*在1980年提出的——“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這些需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思想，都全部落實了嗎？“餘音繞樑，三日方散”，可*的講話，雖已30年過去了，但仍音猶在耳畔、、、、、、當然，解決問題應先抓主要矛盾，上層建築應先從經濟基礎下手，為了安定團結、共建和諧，政治體制改革急不得。但毛澤東那“過三”留下的“習慣勢力”及包括對“過三”也仍然存在的兩個“凡是”的陰魂，不仍藏在“功七”那偉大的光環之下，沒被掃而光嗎？而今後，要力行“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共建和諧”，以達到“我們將大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和*，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使13億中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的目的，難道那“過三”留下的“習慣勢力”及包括對“過三”也仍然存在的兩個“凡是”的陰魂，它們不正是阻力嗎？而這些阻力，並不是可以“不解決，就是最好的解決”的那些小事。既然，總書記能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稱作是與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後的與它們一樣偉大的“第三次革命”，我們就不應再考慮“尊者諱”的問題，在緬懷毛澤東偉大的同時，也應反思他給中國人民留下的另一筆財富——這就是已被實踐檢驗出來、已被公認是真理的東西，都有些什麼——只要是“實事求是”，能繼續“解放思想”，對“第三次革命、、、、、、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有貢獻就行了。
我的能力侷限，寫不了政論，而只能寫小說。因為這個時代，也正是我“開始有了憧憬”到“人進中年”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年代，周圍（也只是周圍）很多的人與事（他們的個性、形象、命運，故事，事情的細節、始末、因果，）也仍記憶猶新，可以說，有些都是非常好的可以寫成中短篇小說的原生態的題材。
本故事寫的都是生活中的真實的人，也都各有各的個性，只是在創作時，被“典型”化了，創作成幾個各有各典型性格的典型人物。創作中，故事的情節，是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在典型環境中的必然歷史。所以，本故事的故事情節只能屬於藝術的真實。
對我來說，寫本小說最令我勞神的部分是故事中的“典型環境”應如何處理？因為我周圍（我說的只是我周圍的，也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們滿腦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