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態度，他深知改革內部的積弊比抗擊外部的敵人還要困難。外部的敵人是明擺在那裡的，可以鳴鼓而攻之，內部的許多積弊是附著在自己人身上的，而且形成已久，決非一朝一夕所可排除，如果操之過急，激化各種矛盾，就會造成混亂動搖國本。皇帝求治心切，一再向范仲淹徵求意見，何事應興，何事應革，也就是如何變法。范仲淹非常謹慎，他認為去做一件具體的事容易，而積弊難除，惟恐勞而無功，反而引起混亂，所以一再推謝，不敢提出意見。後來皇帝召對賜坐，下令開啟天章閣的大門，磨好了墨，鋪好了紙，親自執筆蘸飽了墨，恭恭敬敬的送到范仲淹的手中。看到年輕的皇帝如此誠懇，又如此謙虛，他不能再推了，只好請求退而列奏，上《十事疏》，十件事包括四個重點：
一是澄清吏政，也就是政治革新。
二是調劑民生，也就是經濟改革。
三是改革兵制，也就是軍事革新。
四是建立恩信，也就是文化革新。
皇帝徵求了富弼與韓琦的意見，卻也大致相同。於是下定決心，下詔推行新法。
范仲淹覺得自己受了年輕皇帝的知遇之恩，決定按新法嚴格執行，在選人任監司的時候，拿出檔案審查，不合格者一筆勾銷。富弼在旁邊看了，嘆息說：“你一筆勾銷甚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這就是說，用了一個不稱職的官，也就會害了許多老百姓（造成一路哭），與其一路哭，不如就讓他一家哭吧！
在任何時代，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用人，用什麼人，都是一個最敏感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別的改革都是空談，你再有良法美意，老的官僚班子不去執行，你一點辦法也沒有。范仲淹的變法從第一個重點“整頓吏治”開始，完全正確。但是對吏治一加整頓，就捅了馬蜂窩。那些冗濫官員都是透過各種不同的關係擠進官場的，一旦黜退，就觸犯了許多權貴官僚的利益，一時輿論譁然。大家透過各種手段，大肆攻擊新法，大肆攻擊範、富，有些地方，甚至連辦公也停止了。年輕的皇帝沒有經驗，看到這種形勢，完全慌了手腳，不知如何是好。范仲淹是個仁厚君子，看到形勢惡化，皇帝應付不了，就借西北邊疆有警，自請再去守邊。1044年6月，范仲淹以陝西河東宣撫使名義去了西北；再過兩個月，富弼以河北宣撫使名義去了河北。兩位主持變法的大宰相一走，新法也就陸續擱淺，最後不了了之。範、富兩人從擔任宰相到去職，時間還不到一年。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積弊之形成，為時甚久，決非一朝一夕所能剷除。有時候，需要反覆衝擊才能見效。從中外歷史看來，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是非功過，不可一概而論。像范仲淹這樣的有志之士，一向忠於職守，勇於任事，能文能武，憂國憂民，我們很難把“慶曆變法”失敗的責任加到他的頭上。變法之初，他就估計積弊難除，對前途並不看好，因為皇帝一再催他上馬，他只好鞠躬盡瘁，盡力而為。
范仲淹於1045年罷相，1052年去世，在這7年中，他雖然也調動了一些職務，但是不斷地受到他人攻擊，也就無所作為，沒有什麼大事可記。只有在1046年，他應友人滕子京之請，寫了一篇《岳陽樓記》，成為千古名篇。
此文是一篇四六駢文，其可貴之處不在詞句而在內容。作者在這篇短文之中自抒懷抱，寫出自己崇高的思想與廣闊的胸懷。他那以天下為己任，一生憂國憂民，吃苦在前、享樂在後的想法與做法，不管是在任何社會中，都應該說是最高尚的品德。在此文之中，他認為古仁人之心是：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關心民間疾苦），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關心國家大事），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