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樂而樂乎！
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就是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憂時憂世，無時不憂，無處不憂。到了范仲淹的筆下，就簡化為“先天下之憂而憂”一句話，而傳誦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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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是一場大悲劇（1）
從秦始皇開始，中國實行君主專制制度長達兩千年。在這種制度統治之下，萬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的私產，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一人的奴僕，朝政都由皇帝一人決定，別人無權過問。國家的法規、律令，都是皇帝訂的。他願意怎麼訂就怎麼訂，願意怎麼改就怎麼改，用不著和任何人商量。
在各個專制王朝中間，宋代要比別的朝代開明得多。至少從宋仁宗時代起，就公開提出了變法的問題，並且向一些德高望重的官員徵求意見，讓一些有關的官員認真討論。在這種基礎上，才能產生主張變法與反對變法的爭論，###（主張實行新法）與舊黨（反對實行新法）的爭論。雖然這種爭論並沒有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從開頭的爭是非發展到後來的鬧意氣，鬧得一塌糊塗。但是與那種大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說了算數相比，總算是前進了一大步，讓人嗅到了那麼一點點民主氣息。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都是一路吵吵嚷嚷逐步發展起來的。北宋的黨爭距今已有###百年之久，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餘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對於主張變法維新的###還一概斬盡殺絕，這樣一比較，清王朝不就更顯得十分頑固與落後了麼！
宋代的變法是由知識分子提出來的。不僅歷次變法的主持人如慶曆變法的范仲淹，熙寧變法的王安石都是大知識分子，就連慶曆變法的發動者，宋仁宗趙禎也是苦學多年的知識分子。他們擬出來的變法方案還是像模像樣。例如說，變法是想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能夠做到富國強兵。目標完全正當，於國於民都有好處。就是其中的“強兵”部分，也只是改造軍隊，保衛自己的疆土，並沒有去侵略別人的打算。這種變法，老百姓不會反對。慶曆變法之所以遇到阻力，是因為范仲淹從裁撤冗員開始革新，一動手就觸及了某些官僚的利益。這使大家認識到，觸及自己人利益的改革一定要謹慎行事，逐漸推行，不可操之過急。變法和黨爭一直延續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六代，總共八十多年。參與的人員包括皇帝、太后、宰相以下的重要官員與當時許多知名學者，其中有父子兩代都參加了的，如范仲淹、範純仁；有兄弟兩人都參加了的，如蘇軾、蘇轍。開頭大家爭論的不過是變法方案的具體內容，逐漸發展為贊成新法與反對新法兩方，先是爭是非，說道理，後來就是鬧意氣，互相攻擊，發展而為###與舊黨兩派。如果只把爭論限制在學術範圍與政治主張之內，不管爭論得多麼激烈，都不會鬧出大亂子，很可惜，在這一段歷史時期，皇帝都不長壽，一再出現小皇帝在位、太后臨朝聽政的局面。小皇帝與太后對變法的內容必然不會熟悉，但卻一再介入黨爭，而且輕易表態，支援一方，打擊一方。這就使得黨爭擴大化，雙方爭得沒完沒了，直到金兵南下，北宋滅亡，這才被迫中斷。
於是就有人認為，北宋是被變法、黨爭鬧得亡了國，因此，就對變法、黨爭一概抱否定態度。其實，北宋亡國，另有原因，史實具在，罪責分明，不能要變法、黨爭來負責任。變法和黨爭，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產物，絕不是偶然發生的。在當時，我們周邊的一些國家、民族還只是懂得用武力來爭奪領土，來改變制度的時候，我們已經知道用開會探討問題與協商解決問題的辦法來化解矛盾，進入“君子動口不動手”的範圍。比較而言，我們還是文明多了。
變法君臣初相見
我這裡所說的變法君臣，君是指的宋神宗趙頊，臣是指的王安石。他們這次見面的時間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