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一種不合理的法，也傾向於使人們變得完全無法。”
這段話讓我立刻想到的，是一批頗負盛名的當代中國作家和藝術家（請原諒我不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因為這不是一篇聲討和指責的檄文，對他們的談論只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我們自身），他們都在“*”期間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或青年時代，在那樣一個需要違法和認同違法的*年代，作為一個青年的天然反叛熱情和作為一個人的反抗不合理社會的勇氣，在他們身上自然結合成激動人心的傷痕，藉助文學的名義，這傷痕成為他們共同的圖騰，閃耀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緊接著，他們以為在“星星的彈孔中”，仍將能“流出血紅的黎明”，然而沒有，隨後就是流亡、沉寂，或消失，或轉型，多年後，面對一個全新的時代與社會，他們再度歸來，只是依舊憤怒、懷疑、批判、嘲諷，歲月和成功只讓他們多了一絲傲慢與刻薄，和對過去的熱切懷念，好像過去的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也正是這些憤怒、懷疑、批判和嘲諷的聲音，構成了在我們之前的當代文學史，作為我們的父輩，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受到尊重，但在我們自身的成長年代，在我們於迷惘中急切盼望精神導師的年代，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有資格站出來，教給我們一些關於愛、善良乃至幸福的真理，這是否正因為從年輕時期養成的“反政府的寫作習慣”，影響了他們的人格成長呢，以至於他們自己尚一直處於迷惘之中。他們是年老的迷惘一代，自顧不暇，以至於初涉海洋的我們必須從翻譯文學中尋求各自的風帆和船舵。
“你們是迷惘的一代。”當邁入老年的格特魯德·斯泰因說出這番話之後，年輕的海明威並不贊同，他在夜裡走回家的途中，想到斯泰因老小姐的以自我為中心和思想上的懶散，以及自己這一代作家強烈的自我約束，他迷惑地想，是誰在說誰是迷惘的一代呢，或者“所有的一代代人都讓一些事情給搞得迷惘了，歷來如此，今後也將永遠如此”，他坐在丁香園內伊元帥的雕像下，喝了杯冰啤酒，“讓什麼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骯髒的隨便貼上的標籤都見鬼去吧”，他起身回家。雖然很多年後，他開槍自殺，但那並不是迷惘的後遺症，那個有力量將“迷惘”與傳道書並列的海明威，和那個寫下《老人與海》的海明威，是一致的，他一定會同意他的同時代作家福克納（雖然他們關係並不好）說過的一段話：“他必須使自己明白世間最可鄙的事情莫過於恐懼。他必須使自己永遠忘卻恐懼……詩人和作家的特殊光榮就是去鼓舞人的鬥志，使人記住過去曾經有過的光榮——人類曾有過的勇氣、榮譽、希望、自尊、同情、憐憫與犧牲精神——以達到不朽。詩人的聲音不應只是人類的記錄，而應是使人類永存並得到勝利的支柱和棟樑。”
能說出這番話的詩人和作家，能按照這樣的肯定性精神去創作的詩人和作家，即便最終酗酒而死，用獵槍射穿自己腦袋而死，或精神瘋狂而死，卻要勝過那些終生只懂得懷疑、批判、揭露、嘲諷的清醒者百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更熱愛食指和顧城勝過他們的同時代詩人，因為這兩位是那個貧困時代裡真正曾訴諸愛、同情、希望等人類光榮的情感來打動讀者的人，在一個詩人賴以存在的文字而非現實生活中，他們小心掩藏好不幸和怨恨，忘卻恐懼，呈現給我們一個值得生活的世界，雖然那世界還不夠廣大。
沒有人能單純透過懷疑和否定達到不朽，就像沒有人能單純透過暴力和性器官來達到不朽，從古至今，都是這樣。那些古典作家深知這一切，因此他們總是頌揚高貴、德行和智慧，並對人性的骯髒和邪惡保持沉默，這沉默不是懦弱的逃避，而是最高意義上的拒絕。從古希臘到先秦，從荷馬的英雄禮讚到三百篇“溫柔敦厚”的詩教，從蘇格拉底談論的“最高的善”到春秋左傳裡所謂的“立德、立功、立言”，都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