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既沒有什麼深入的理解,也就談不上什麼感情。
第二,容閎是虔誠的基督教徒。
第三,二十四歲那年,在耶魯大學就讀的容閎,加入了美籍。
關卓凡並不懷疑容閎對於祖國的忠誠和感情,不然也不會委以重任,倚為臂膀。但同時,他也承認,容閎這種身份和經歷,使其很難對中國當時的合法政府,抱有真正的尊重。不然,容閎也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當他有意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時候,先去投靠的,是太平天國,而非朝廷。
當然,容閎的這個特點,對於關卓凡個人來說,在某種意義上,倒並不算是什麼壞事。
可是,若容閎因此而支援“留美幼童”信奉洋教和輕廢“中學”,卻是不能接受的——原時空的朝廷,不論“保守派”還是“洋務派”,包括“留美幼童”最大的支柱李鴻章在內,都不能接受。
關卓凡更加不能接受。
關節點在“留美幼童”的年齡上——這是一把地道的雙刃劍。
自小就接受西方近現代科學、文化的教育,小學、中學、大學“一條龍”讀下來,較之成人後再“放洋”之半路出家,所學自然更加紮實、透徹,思路也更加靈活、開通,更少牽絆,用之於“新政”、“洋務”——中國的近現代化建設,自然更加之得心應手。
在當時中國民智未開、保守勢力強大的背景下,曾國藩、李鴻章、容閎等人,對“留美幼童”的苦心設計。是有著非常特殊的意義的。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留美幼童”年紀太小,心智尚遠未成熟,極易受外界的影響。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如何保證他們的族群、國家認同不動搖、不轉移?如何保證成人肄業之後,回到中國的,不是一群“黃皮白心”?
必須承認,對於十來歲的小孩子來說。彼時美國的教育和生活,吸引力十倍於自己的祖國。更加有趣的學問,更加人性的教學,更加平等的人際關係,更加自由奔放的空氣,沒有一個正常的孩子,能夠抵禦住這些無所不在的誘惑。
你不能把他們裝到套子裡——事實上也不可能辦得到,因為你是在人家的學校裡上學、讀書。何況,“增長見聞”——觀察、瞭解、認識留學目的地,從更先進的社會制度中汲取養分。本來就是設計“留美幼童”的初衷之一。
為此,剛開始的時候,留美幼童不是集中住宿的,而是分散到美國當地幾十戶不同的人家中。
這種做法,就算套以二十一世紀的標準,也是頂“時尚”、頂“先進”的。要知道“留美幼童”可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事兒呀。
既然不能把小孩子裝到套子裡,管理者能做的,就是守住底線了:
一,不入洋教。
二,“西學”、“中學”並重。在美國學校教育之外。從國內派出教員,常駐美國,對小留學生進行相當力度的“中學”教育,以此保證“留美幼童”不忘根本。
朝廷定規:“出洋後。肄習西學仍兼講中學,課以孝經、小學、五經及國朝律例等書,隨資高下,循序漸進;每遇房、虛、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員傳集各童,宣講《聖諭廣訓》。示以尊君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作為從二十一世紀穿越過來的人,關卓凡本人,對這些“中學”課程,並不感冒。可是,他承認,在當時的環境下,除此之外,並沒有更好的方案,可以保證小留學生們心繫祖國,不改族群和國家的認同。
當然,在本時空,事兒落到他的手上了,具體課程設定,自然要略作調整,譬如,那個《聖諭廣訓》,大約會拿下來,換上別的。
可是,大方向不會改變,即以“中學”教育,保證小留學生不變“顏色”。
遺憾的是,容閎就是要挑戰這兩條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