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秘書問。
鄧秘書這樣問是正確的，因為鄧秘書是公社一級的領導，周渝生作為一個下鄉知青應該如實彙報，周渝生回答說：“沒有幹啥子。”
“沒有幹啥子哈？”鄧秘書欲言又止，過了一會，又說：“有啥子情況可以給我們彙報啊！”
“要得。”周渝生首先自亂了分寸，說話都差點哆嗦，心頭想，該曉得不到公社來轉轉喲！
這天午後，周渝生回到生產隊心神不安了很久，躺在那張木頭大床上左思右想：他想，是不是公社發現了他投遞反革命信件的事，是不是曉得了與臺灣特務在丹山鎮聯絡的事，還有……可想來想去，周渝生都沒有想出可疑的事來，最後他否定了被公社列入黑名單的念頭。
等了三天，省裡的記者都沒有來，到了第四天周渝生從趕場回來的一個農民嘴裡得到了情況：來了，昨天下午才到的，明天在公社吃過飯後要到中和區採訪，而周渝生知青屋背後那條小路是必經之路。
下午三點左右，周渝生已經爬上了那座山約三十米的懸崖，他是從山上往下放的繩子，把自已掛在繩子上。公社一行人和省裡的記者來到這裡時，周渝生剛好把一行字寫完，正在完成一個驚歎號。太陽很大，火紅的太陽曬得青山綠水都沒有了生機，清早起來山路兩旁的露水早已不知扯到哪裡去了。田裡是收割了穀子的氣象，一樁樁的稻禾被鐮刀割得整整齊齊的。路邊的雜草在太陽底下薄薄地鋪了一層，蔫蔫的。記者和公社書記走到山崖下，遠遠地望見一個人掛在半山腰上，都停下了腳，公社書記問隨行的鄧秘書：“山上吊著的那個人是不是知青？是哪個生產隊的？”
鄧秘書忙把大隊支書叫過來，問：“是不是你們大隊的知青？“”
大隊支書趕緊說：“大隊幾十個知青，這要問問他們隊長？”
隊長姓周，三十多歲，馬上跑到跟前朝上望了望，說：“是的，就是我們生產隊的那個周渝生！”
公社書記發火了：“太不像話了，把這個人叫下來，捆起送到公社去！”
十來分鐘時間，來了幾個基幹民兵，持槍對著周渝生，在懸崖下喝道：“下來——聽到沒有？！再不下來，我們就開槍了！”
周渝生的腰桿上用一根皮帶掛著一個紅色的油漆桶，桶裡裝著一紅色的油漆，他手裡已經把驚歎號長長地拉直了。這時，周渝生回過頭來朝懸崖下面看了一眼，高聲喊道：“我這就下來！”
一行來的記者連續拍下了這一組鏡頭。
周渝生在懸崖上寫的是五個大字：毛主席萬歲！
太陽正是午後，川中腹地的楊家坪到處是一片熱浪，樹上的知了不停地鳴叫著，山巒上路斷人稀。周渝生一步一步往上回收一條碗口粗的棕繩，他腰桿上的油漆桶左晃右晃，爬上山崖馬上即被大隊的武裝民兵押走。
第二天，公社給周渝生定的罪名是：破壞活毛主席的偉大戰略佈署。
周渝生原本是想給省城的記者來一個驚喜，給公社書記和大隊支書等人一個熱愛毛主席的形象，好好地掙一回表現，爭取早日從農村調出。出這回挨重了，落得一個現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公社書說：“周渝生，你以為我們不曉得你乾的事，早就有人注意你了！”
周渝生收聽敵臺和參加反革命組織，很快由縣公安局核實材料，準備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送勞改。這是周渝生完全沒有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