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現在大部分都居住在海外。
沙茹本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醫學院。在上海和北京等地的大醫院都做過醫生，七十年代她調入了腫瘤醫院，從事放療相關的生物學基礎的研究，一直幹到了退休。
嘉輝聽一位老實驗員說，沙老的老伴早就去世了，子女也都在國外，但她退休後還是不願出國，就一個人住在醫院內，僱了個保姆幫忙做家務，平時還有一個侄子偶爾來看看她。
芳華聽了後說道：“原來是聖約翰大學畢業的，又家學淵源的，怪不得氣質那麼好。不過，她怎麼後來不當醫生，改行去做實驗呢？”
“別人沒說，我也不知道了。怎麼？做實驗不好嗎？”
芳華趕緊說：“不是啦，就是覺得她那時候都四十多快五十歲了，一個快退休的人了，怎麼還會改變專業呢？
嘉輝想了想說：“我猜，也許是她那時候身體情況不允許，才離開臨床的吧。其實，有了良好臨床基礎的人，更能搞好醫學的科研工作。”
芳華聽了也就不再說什麼了，不過，嘉輝沒想到的是——第二天上班他又見到了老專家沙茹。
其實，以前他出入研究所電梯的時候，也曾見過這位鶴髮童顏的老人，但是老人顯然不曾注意到人群中的這個陌生年輕人。
但是這次，嘉輝去圖書館借閱期刊的時候，正好碰到了沙老。
沙茹先認出了正在書架前找書的嘉輝，很高興地和他打招呼：“小夥子，原來你也在這裡工作啊？”
“是啊，沙教授，我就在孫副所長的實驗室工作。”
“嗨，別叫教授，叫我沙老師就行了。哦，孫飛那兒不錯啊，重點實驗室嘛。那你是研究什麼的？”
於是，兩人在圖書館裡聊了一會兒。沙老師最後對嘉輝說，她雖然早就退休了，但還是會經常回實驗室，看看實驗動態、寫寫文章、找學生幫忙打字校對書籍什麼的。
她讓嘉輝沒事的話，就去她那邊串門，還特意請他去喝下午茶。
這是老人多年的習慣了，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會請科裡有空的人都去她辦公室坐一坐。她提供糕點，每個人自帶喜歡的飲料，大家在一起邊吃邊聊。
嘉輝想著這個時間也不衝突，便欣然接受了邀請，當天下午就去參加了沙老的茶話會。
他因此認識了沙老實驗室裡做實驗的幾位放療科研究生，大家倒是挺談得來的。以後，嘉輝也就隔三岔五地去頂層——沙老的實驗室在研究所的最高層，和沙老以及新認識的朋友們聊天喝茶。
沙老退休前是該實驗室的主任，當年實驗室也曾人才濟濟、鼎盛一時。但後來，特別是在開放後的八九十年代，這裡清貧的待遇，使得很多人都紛紛出國另謀發展了。當沙老退休後，她所在的實驗室就更加萎靡不振了，就剩下了幾名實驗員，連正式的主任都沒有，只能由放療科主任代管。
不過，這實驗室本來就是直屬於放療科的。這一點倒是和病理實驗室相似，因為這兩個實驗室是研究所內唯一的兩個屬於臨床的實驗室。
醫院和研究所雖然是一家，但是工作性質不同，獎金分配製度不同，所以人事、財務等事務還是兩邊大致獨立的。
但沙老的生物學實驗室是直接為腫瘤放療服務的，從建立之初就是直屬於放療科，後來幾次行政制度改革時，研究所都想把這個實驗室兼併過來，但是放療科創始人有兩名院士，一直據理力爭，才將這個生物實驗室最終保留在臨床放療科的體系內。
這裡，不得不說一下放療的特殊性了。
一直以來，說到腫瘤的治療手段，人們肯定想到的是手術和放化療。的確，這三者直到今天都是經典的三大治療手段。儘管人們不斷研究出免疫治療、激素治療、基因治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