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宋徽宗的兩個年號，“宣和”與“政和”，也就是說官窯出現在北宋末年。切顧文薦和葉寘偶都生活在距離宋徽宗不怨的南宋，此二人記載的可信度還是很高的。
歷史上，曾經出土過張公巷窯瓷器，此要所出土的瓷器，胎釉質量比汝窯精細、胎質細密潔白、吸水率低、釉面玻璃質感強，因此有部分學者認為張公巷窯，就是顧文薦所說的北宋官窯。
不過這一說法，並未得到整個圈子裡的認可，只是在這少數人的圈子裡流傳，所以迄今為止，關於北宋官窯是否存在，在整個學術圈子裡，依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沒有得到統一。
“等有了合適的身份，就可以挑選一個合適的時間，去發掘這些北宋官窯的窯址。這樣就可以透過這些北宋官窯遺址，來確定設窯的時間，讓北宋官窯真正舉世公認！”
憑藉神眼天瞳的溯源能力，王小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這些北宋官窯瓷器的燒製過程。
雖然北宋末年距今，已經過去了將近九百年，想要憑此找到這處北宋官窯的遺址，依舊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王小濤堅信只要自己努力了，就一定能夠做到。
只是現在還不是時機，必須等到有一個合適的身份才行。
讓北宋官窯真正被所有人認可，舉世公認的意義，並不僅僅只是讓北宋官窯的存在不再有質疑的聲音，更是讓所有九州人更好的瞭解那一段靖康之難的歷史。
同時也是向全世界，展示九州瓷器文化，是何等的璀璨！
官窯瓷器的細緻精美在於，由於有朝廷買單，可以不計人力、物力、財力等方方面面的全部成本，這樣所燒製出的瓷器，必然是精品中的精品。
另外宋官窯瓷器珍貴的另外一點，是因為器型和其它名窯瓷器器型的不同，宋官窯瓷器不以日用品為主流，而是專注仿古銅器、玉器等禮器而製成的瓷器。
比如眼前這些碎片中的官窯青瓷簋式爐，其形制就是仿商周青銅簋式樣，然後還有官窯鼎式爐，是仿製的先秦時期的祭鼎燒製的。
先秦時期，鼎是放在宗廟裡祭祀用的一種禮器，古時祭祀以青銅玉器為主，陶瓷主要製作生活用品，即便是瓷業已經十分發達的額北宋，亦是如此。
但在北宋亡國之君宋徽宗的影響下，宋朝皇室也興起了復古之風，宋徽宗個人對瓷的青睞，讓瓷器地位迅速提升。另外這位“青銅”皇帝在宮中還收藏了大量古董禮器，並編撰成書，此舉大大解決了官窯燒製仿古禮器的技術難題。
真正讓瓷製品登上國之禮器尊為的，是一場國難。
靖康之變後，北宋滅亡，宮中禮器所佚失。
靖康二年，五月一日，康王趙構繼帝位於應天府，改年號為建炎，為南宋第一位皇帝，史稱宋高宗。
南渡後宋高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皇家的面子重新樹立起來，建炎二年宋高宗在揚州設立郊壇開始祭祀，然而當時都是逃難而來，根本沒有禮器用於祭祀，於是宋高宗便向還滯留在汴京的官員發出號召，讓他們南渡時帶上禮器。
然而第二年金兵繼續南犯，倉皇而逃的宋高宗好不容易從汴京帶出來的禮器，又在途中“盡皆散失”。
“設祭器九千二百有五，鹵簿萬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應用銅玉者，權以陶木，鹵簿應用文繡者，皆以纈代之。”
這段史書記載的資料，便是當時最好的寫照。
祭祀是國家大事，規格不能偏廢，所用禮器本應是銅、玉製成，卻沒有條件，只能是暫且用陶瓷製品來做替代。
如此海量的需求，必定要設窯進行燒製，起初南宋朝廷採用“官民混搭”的方法，與地方大窯合作，先後在紹興府餘姚縣、平江府等地的窯場下單，燒製宮廷祭器，兩地算是南宋官窯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