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在羅馬時代玻璃製造業曾達到了相當高超的水平，當歐洲進入中世紀黑暗時代之後，玻璃製造也隨之衰敗。阿拉伯人在7世紀佔領地中海東岸地區之後，繼承了羅馬精湛的玻璃製造工藝，並使之發揚光大，形成了玻璃器製造史上的伊斯蘭時代。近年在西安法門寺唐代地宮中出土了約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為研究伊斯蘭玻璃器和唐朝與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而原本早在貞觀十七年（643年）拜佔廷國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與波斯、大食不同，唐朝與拜佔廷距離遼遠，直接交往也並不頻繁，相互間的瞭解往往並不真切，如《舊唐書》描述拜佔廷的宮殿稱：“其殿以瑟瑟為柱，黃金為地，象牙為門扇，香木為棟樑。”一望可知，這種描述中有非常濃重的誇張成分，但正是這種理想化的傳聞，為雙方增進了解，促進交流提供了強烈而恆久的動力。
走草原絲綢之路的一個目的在於聯合西突厥。在突厥人之前，絲綢之路交通主要是沿著歐亞大陸腹地的邊緣地帶進行的，當時的交通路線主要是將中國、印度、波斯和羅馬連線起來，而通往羅馬的道路則需要從波斯境內透過。在東方與拜佔廷帝國間的絲織品貿易中，波斯人長期都充當著“中間人”的角色，並得到了豐厚的收益。古代絲綢之路貿易的顯著的特點是，這種貿易是透過“轉手”的方式進行的，買方與賣方往往並不是商品的直接消費者或生產者。在漫長的絲綢之路上，貿易物品在流透過程中一次次地在大的商業集散地“轉手”，然後陸續轉入消費者的手中。減少中間環節不僅意味著生產者能以較高的價格出售商品，對於消費者來說，也意味著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作為中介的波斯人在東方與拜佔廷帝國間的絲織品貿易中得到的利益越多，對突厥或拜佔廷利益的損害就越大。對波斯人而言，儘量維持絲綢之路貿易的原有格局，是保持自己優勢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對於羅馬人和突厥人來說，當務之急則是改變絲綢之路貿易被波斯人控制的局面，以使自己獲得最大的利益。羅馬人和突厥人共有的改變絲綢之路貿易原有狀況的強烈願望，對唐代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突厥汗國是6世紀中葉由突厥人建立的遊牧政權。在最興盛的時期，突厥汗國統治了東盡大漠，西至裡海，南抵波斯、印度的歐亞內陸廣大地區，使許多較小的草原或森林居落，以及被荒漠隔開的相對孤立的綠洲社會都打上了深深的突厥的烙印，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各種古代文明之間久已存在的聯絡。正如漢、唐等朝代在世界各地對中國的稱謂中所起的重大影響一樣，在西方，突厥的名稱甚至取代了舊有的“斯基泰人”的稱呼，在許多世紀中，成了“野蠻人”的通稱。反映出突厥政權在東西交往的歷史上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這場亞歐大陸變動，突厥這一民族也是有必要拉近來的，不管大唐是否將之消滅，至少目前還是要透過這一民族適當得給西方施加壓力。而目前的情況而言，大唐趁此機會一舉消滅西突厥或削弱乃是有利的。
與西突厥汗國的鬥爭，貫穿於唐朝初年經營西域的整個過程之中。貞觀初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去世之後，西突厥汗國分裂成了泥孰系與乙毗咄陸系兩派，雙方為了爭奪大汗的位置，互相征戰不已。唐朝最初雖然沒有介入西突厥的內戰，但是始終堅持以泥孰系西突厥為正統，並將勢力範圍向西推進到了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