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人，總是抱怨在他之上還有那麼多幸運兒。這一點，法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雖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寧願聽從理智。這種民族的本性使法國人總是向前邁進，這種虛榮心也漸漸損害了他們的前程，但卻絕對地支配著他們，正如節約的原則支配著荷蘭人一樣。這一本性統治貴族階級已達三百年，從這一點來說，法國的貴族階級是地地道道法國式的。
聖日耳曼區的人，一向以其物質方面的優勢推斷自己在智力方面亦佔優勢。法國的一切都使他們對此堅信不疑，因為建立聖日耳曼區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君主政體離開凡爾賽宮那一天便開始了的貴族革命。自那時以來，除幾段空白以外，聖日耳曼區一直依賴著政權。他們以為，即使將來，這政權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聖日耳曼區：一八三○年其失敗的原因即在於此。那時，聖日耳曼區的人猶如沒有根據地的作戰部隊。他們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時期深深紮根於全民族的心中。他們犯了這個錯誤，是由於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於對其利害關係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們貪圖並無把握的現在，毀掉了確有把握的未來。產生這一錯誤政策的原因，大約如下。
這些上層人士極力在他們與本國其他人之間保持肉體和精神上的距離，其全部致命後果就是：四十年來，在貴族階級中培養了個人情感而毀滅了作為社會階層的愛國主義。往日法國貴族龐大、富有、有權有勢的時候，貴族老爺們在危難時刻能夠從他們之中選出領袖人物，並且服從這些人領導。待他們變得微不足道以後，簡直就無法接受紀律的約束了。正如後期羅馬帝國一般，人人都想當皇帝；由於他們的弱點，覺得都是彼此彼此，於是便自以為全部高人一等。
每個家族，或者由於革命而破產，或者由於財產分割而破產，只考慮自己一家，卻不考慮貴族大家庭。他們似乎覺得，如果每一個家族都發財致富了，整個黨派自然就會強大有力。這是大錯特錯。金錢也一樣，它只不過是權勢的一個標誌而已。這些家族的成員，保持著高雅的風俗習慣：彬彬有禮，衣著華麗，語言優美；貴族的那種假正經和傲慢，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已渾然一體。本來這些習俗只應該是生活的次要部分，當它成為生活的主要內容時，那就是低階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無實的東西了。沒有一個家族膽敢自忖：我們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掌權了呢？一八三○年他們只好與詭辯者一樣甘拜下風。
聖日耳曼區，不能象大人物一樣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態，卻象暴發戶一樣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面前證明了，復辟的貴族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組織了政權和財政，從這一天起，這個階級便患了不治之症。現在只能是寡頭政治的則代，這個階級偏偏要搞貴族政治。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凡是比較機靈、仔細閱讀英國上議院議員姓氏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常常是平民的姓氏）。當然王國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眾心甘情願。即使關係到民眾的幸福，也是如此。法蘭西是一個任性的女子。無論是幸福還是被人任意毆打，都要心甘情願。德·拉瓦爾公爵（駐羅馬大使，風度極佳）的謙遜美德使他無愧於自己的姓氏，如果過去有許多德·拉瓦爾公爵這樣的人，王室長房的寶座也就會象今天的漢諾威王室寶座那樣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國貴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時代，最貴族化的有產階級，和世界上最女人氣的國家。聖日耳曼區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牽著中產階級鼻子走，並且逗得它高高興興。中產階級醉心於出人頭地，愛慕藝術和科學。然而領導這個偉大的聰敏過人的時代的庸碌之輩，卻全部仇視藝術和科學。他們需要宗教，但是他們甚至不會將宗教以富有詩意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