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後天翻地覆，摧枯拉朽，直到“文革”初期，經過不斷的戰鬥減員和非戰鬥減員，內務府和非內務府的一切貴族都已徹底消滅，輪到革命小將挺身而出大比出身，房和樹也置換為軍裝的顏色和款式。革命小將歇菜之後，去年在臺北有女將“上流美”語錄流出市面，如“上流社會咖灰（ 啡 ）不用這麼大的杯子”、“上餐館不點牛排都是初（ 吃 ）羊排”以及“偶就是很喜歡買衣湖（ 服 ），用每天一條的時間來穿都穿不完，真是傷腦筋”等等。這次也不例外，以“北緯周公子”和“易燁卿”為控辯雙方，一干人對“貴族生活”以及“上流社會”展開了熱烈的爭論以及認真的身份驗證。
這場大戲的戲肉，凸顯於身份驗證的若干專案，如鈔票、穿戴、吃喝、寵物、移動方式以及文娛活動等。然而說是戲肉，無非也是醃肉，因歷史上每一次類似的大戲裡暴露的也都是類似部位的肉。唯一“了有新意”之處，在爭論的邏輯結構，即中間老套，兩頭出新。“貴族帖”的起因和結論，都是“貴族該不該歧視窮人”。透過對“易燁卿”的反覆盤查，“周公子”得出其“不是貴族”的結論，日常起居方式外，主要系因“真貴族從不歧視窮人”。按此思路和虛擬陪審團的一致意見，《 南方週末 》做出終審判決如下：“不尊重別人，也得不到別人尊重。”
從“偶們上流社會咖灰不用這麼大的杯子”到“我們上流社會從不歧視任何窮人”，認識的飛躍，境界之提升，刮目相看。本來我相信中國已無貴族，尤其是看過謝晉在1989年導演的《 最後的貴族 》之後，倒不關劇情或片名的事。一個世紀以來，內憂外患，國難頻仍，瘦了老貴，滅了永貴，一旦國之將國，富人大量湧現，“新貴”仍是一句高度含蓄的罵人話，“貴”而能“族”者，也是一種高度稀缺的資源。別說是當年不招人待見的內務府，就連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了不到一百天的康家後人，也成了公認的“貴族”標本。有人急著尋根認祖，重修家譜，此法雖較為經濟，然而既有找到唐宋八大家的機會，更有京師八大胡同之風險，好在兩者的可信度都極低。不好使，就是急到割裂歷史，罔顧審美規範，藐視經濟規律，也得尊重一下生理規律不是？
貴族者，族也；上流社會者，社會也。此二者果真有之，除了能被公眾娛樂以及對此始終保持正確態度之外（ 天涯版主對“貴族帖”的評論：“他們究竟是不是真貴族，大部分網友並不在意。關鍵是他倆都自稱上流社會，而且論戰勝得極其痛快。”在這一點上，周、易的表現皆堪稱專業到位 ），唯一的識別標準不是別的，正是對“下流社會”的歧視。一個人有錢，只能被稱為富人；當一個以上的富人同時進入了一種有組織有紀律的狀態，上流社會方才得以成立。歧視，沒有商量的歧視，正是上流社會不變的紀律，它使“上流社會”成為像國族那樣一個堅不可摧的“想象的共同體”，同時還確保了所謂貴族精神及貴族氣質的成立，此二者，正是作為被歧視方的公眾的永遠不變之追求，這才是真正的史上最強。上流社會一旦放棄一貫的歧視，非但上流社會不復存在，下流社會也將瓦解，最嚴重的後果，就是此想象共同體的解體。上、下流社會的身份認同及連帶的歧視和反歧視，都建立在這個共同體之中，互為慾望物件。齊澤克說：“正是在幻想的核心中，我們所遭遇的是同他者的慾望之間的關係，是與後者不透明性之間的關係：在幻想中上演的慾望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他者的。”這種幻想的力量是如此官能性地強大，以至於“不得不定位‘我思故我在’這種強迫性神經病式的看法”。此意義上，《 一場虛擬世界的反歧視大戰 》的主戰場，實在是一個恰當得不能再恰當的空間，當然，更是一個強得不能再強的標題。
憎人富貴嫌人窮——這是粵語對人性的一個基本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