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能言本來是多此一舉”、“苟全性命於亂世是第一要緊”之類的話你很難分辨究竟是諷世還是自警。確切而言，此時周作人的遊世還遊得不那麼自如、瀟灑，至少他的心裡是惶惶不安的。
然而，在那樣一種生存環境的長久刺激下，周作人身上那原本存在的“紳士鬼”漸漸得志，主宰了他的全部生命。他企及了老莊的高層意境。而對世道的黑暗、混濁，他不再那麼“浮躁凌厲”而日益顯得平心靜氣，他似乎已沉浸於“忘”的世界。魯迅說過：“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周作人為了生存下去，唯有藉助於“忘”。他不再感到“老是寫不出文章”，在“草木蟲魚”中他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樂趣。他洋洋灑灑，信筆漫談，迎來了小品文創作的第二期高峰。他在“‘過去與未來相遇之處’為自己找一個安身立命之點”，借英國性心理學家靄理斯之語，自稱心裡“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既要做隱士，又要使別人相信並且特別是要自己相信仍然是舊世界的叛逆者，或者說，把向舊世界作戰的全副武裝從戰場上帶回來，裝點在隱士的幽居之中，這就是周作人找到的安身立命之處。
到這個時候，他已很少那種不自信的自嘲，他欣賞自己這種集叛徒與隱士於一身的遊世風度，他的自我感覺愈來愈良好。他“大傲若謙”，宣稱自己無所信仰，對一切均取懷疑態度，“自知無所知”。實際上，“他是自信已經洞察一切，先前相信過的這個那個主義固然已經不值再提，靄理斯等等也只是為我所用，他只相信自己，他以對自己的信仰代替了其他一切信仰”。他自以為已經超越於一切世俗的功利、人間的善惡之上。所有的衝突和對立到他這裡都得到了完美的均衡，一切強烈的東西在他的精神結構裡都失去了地位，“他主張人的臉上只需要淡淡的表情，例如微微一笑，或是眼光中的一種流露，只要這樣就好，他把一切強烈的表情都說成‘掀起鼻子，露出牙齒，彷彿是要咬人的樣子’”。“他甚至從根本上否定感情，明確地說：‘感情是野蠻人所有，理性則是文明的產物’”。
既然自己的精神是如此的脫俗，那麼任何行為的庸俗也就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化俗為雅。即令日後屈辱附逆，幹了為國人所不齒之事，他也要拼命維護自我的良好感覺。他對自己的墮落不辯一詞，幾次援引“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這則故事，好像“他們處世與附敵的一切‘無所謂’而又一切都‘深有理由’似的”（馮雪峰語）。實際上，周作人表面故作鎮靜，裝出莫測高深的架式，但在其深層意識裡，卻不得不求救於一定的心理防衛機制以恢復自感傾斜的心理天平。我覺得，當週作人出任偽職之後之所以一反常態鼓吹起儒的人世哲學，文學主張也從“言志”轉向“載道”，其原因與其說像“評析”作者所認為的那樣有“謀官”動機，倒毋寧說是藉助“理性作用”以消解內心的焦慮，“入世”並非其本意，乃是一種自欺，一種精緻得多的阿Q心理。這種“化俗為雅”的姿態，正如馮雪峰當年所沉痛指出的那般：當人們“正要像對一個被強辱的婦人一樣替她叫屈的時候，她又說這是出於她自主、由她自己的高興，這真夠說明那墮落與頹喪的不可收拾了”。遊世的境界高則高矣，美則美矣，然而一旦在現實中遭際那種非此即彼的境遇，就會依照其自身的邏輯毫不容情地跌落，徑直跌進地面上那最骯髒、最醜陋的泥坑中去。
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5）
這，就是周作人的人格悲劇。
“生”“樂”“和”：美得可怕的傳統魅力
周作人悲劇的意義不僅在於他個人，而是他代表了現代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