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的選擇莫若在亂世中避災遠禍，存身活命。他很欣賞“忍”，並對釋、儒、道三家的忍耐觀作了比較，覺得釋家主張的“被刑殘而不恨”頗為玄妙莫測，而儒家的“小不忍則亂大謀”不過是“鑽狗洞以求富貴”之末技，唯有道家的“安莫安於忍辱”最切合他的“苟全性命於亂世”的選擇，他半是嘲諷半是真情地說：
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對於現實的中國一定會有好些不滿或是不平。這些不滿和不平積在你的心裡，正如噎嗝患者肚裡的“痞塊”一樣，你如沒有法子把它除掉，總有一天會斷送你的性命。那麼，有什麼法子可以除掉這個痞塊呢？……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個方法，這就是“閉門讀書”。趁現在不甚適宜於說話做事的時候，關起門來努力讀書，翻開故紙，與活人對照，死書就變成活書，可以得道，可以養生，豈不懿歟？
一重是睥睨一切的傲世，一重是樂天知命的順世，這二者在周作人那裡便統一為一個互補的遊世。遊世的精義在於“外化內不化”、“順人不失己”和“內直而外曲”。換而言之，在精神層次上保持人格的獨立、個性的自由，而在現實層次中又明哲保身，隨遇而安，依違於無可無不可之間。這種遊世之道猶如魯迅所刻畫的那樣：“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瞭然，彷彿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顯然，這是中國文化以一種非儒的形態所體現出來的中庸理性，即莊子式的中庸理性。它也是以理抑情，不過是將生命的情感擠壓到內心世界或幻想世界中，在現實生活中起主宰的依然是那個實用理性。如此這般，既不同於魯迅的奮然抗爭，又不似胡適那樣的毫無感情生命，周作人十分細膩地將兩個自我加以藝術的整合，並在這雙重的生活中透現出中庸的完美。
遊世之於周作人，不僅意味著處世之道，更象徵著某種人生意境。遊者，遊戲娛樂也。周作人多次聲稱自己作文全為遊戲，“我於這玩之外，別無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這種表白雖有自嘲之意，卻多少含有某種真實。他深知塵世之苦，未必能遊得痛快、玩得淋漓，但他卻願意苦中求樂，玩賞這苦味本身。他很喜歡杜牧之“忍過事堪喜”這句詩，說“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賞識它的境界，這有如吃苦茶，苦茶並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幾歲才肯喝，咽一口釅茶覺得爽快，這是大人的可憐處。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臘女詩人之稱戀愛。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同上。。這就是當時名噪一時的苦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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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現代隱士的一幕悲劇（4）
周氏的苦茶主義不是儒家那種隨時準備應召出山的獨善其身，也不僅是遊戲人生的處世態度，它已經昇華為一種至上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周作人有一段話頗能代表他對此境此界的企羨：
我實在是想在喧鬧中得安全地，……我在十字街頭久混，到底還沒有入他們的幫，擠在市民中間，有點不舒服，也有點危險（怕被他們擠壞我的眼鏡），所以最好還是坐在閣樓上，喝過兩斤黃酒，望著馬路吆喝幾聲，以出胸中悶聲，不高興時便關上樓窗，臨寫自己的《九成宮》，多麼自由而且寫意。
應該說，周作人遁人此境並非一蹴而就，他之學莊子，當隱士，大致經過了由低層次到高層次的二個階梯。在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儘管已有意隱逸、出世，但畢竟還不那麼情願，以小品文創作為例，以前他是近乎每年結集出版，而在此期間卻陷入了難產，三年方湊滿一集。他在高壓之下尚有著滿腹的牢騷、溫熱的怨氣，卻又苦於無從發洩。他幽怨地寫道：“我們的生活恐怕還是醉生夢死最好罷。——所苦者我只會喝幾口酒，而又不能麻醉，還是清醒地都看見聽見，又乏力高聲大喊，此乃是凡人之悲哀，實為無可如何者耳。”那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