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陳達曾在清華擔任《清華學報》總編輯，一天，他對學生梁思永說：“你跟老太爺說，讓他來篇稿子吧。”很快，梁啟超的稿子就送來了，陳達說：“出乎我意料之快，這篇文章是寫的中國學術的地理分佈，只說了幾天，就送來了。我一看，可了得，裡面寫了中國有史以來各學派的地理分佈，各學派的內容和比較，各學派的代表人，這些人的下面又有幾人，其生卒年月，著作名稱，地理分佈，如廣東是什麼派，浙江是什麼派等等，真是洋洋大觀。這篇東西，如果讓我來寫，起碼得半年。”
梁啟超治學勤懇，生活極有規律，無論冬夏，五點起床，每天工作十個小時，連星期天也有日課（工作計劃），不稍休息。他每天必得看完《京滬日報》和一本與《新青年》等齊厚的雜誌，還要摘錄必要材料。每天固定要讀的日文和中文書籍縱在百忙中也全不偷懶。他經常以“萬惡懶為首，百行勤為先”來勉勵學生們。
梁啟超規定工作時間不接待賓客，偶有人來訪，談話不超過一個小時。他在書齋上掛了一個木牌，上書：“除研究生外，無要事莫入。”
東南大學學者雲集，一位學生問梁啟超：“現在南京延攬國內外名流學者公開講學，有人說只有諸子百家爭鳴才能與今天的盛況媲美。依先生看，這種提法是否合適？”梁頓時莊重地說：“非常不合適！主要是沒有新的東西。諸子百家各有獨到之處，2000年後的今天還值得重新估定它的價值。今天的自由講學幾乎找不出一種獨立見解，不過二三十年後，就被人們遺忘得一乾二淨了。”
梁啟超“平昔眼中無書，手中無筆之日亦絕少”，晚年著述，用力尤勤。1920年，他僅一年就撰成《清代學術概論》、《老子哲學》、《孔子》、《墨經校釋》等著作，並有多篇佛教歷史論文。
梁啟超學識淵博，但有時也會犯些小錯誤。他撰寫《中國歷史研究法》時，引用阿拉伯人的著作，因未見原文，將“五朝”誤寫成“五代”，將“10世紀的中國”寫成了“9世紀”。王森然對此感慨道：“著書求入世界作者之林，真不易矣。”
梁啟超晚年熱心於文化傳播活動，他成立共學社和講學社，前者出版了大量書籍，包括介紹社會主義的譯作，後者則出面邀請了杜威、羅素、杜裡舒、泰戈爾四位大師訪問中國，成為二十年代中國的重大文化事件。
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作題為《人生觀》的講演，不意卻引起地質學家丁文江的極大反感，旋即撰文《玄學與科學》予以批駁。張丁兩人往復辯難，由梁啟超帶頭參加、張東蓀、林宰平、胡適、王星拱、吳稚暉等名流紛紛發表文章，爭相參戰，掀起了轟動一時的科學與玄學之爭。
1928年9月，在梁啟超離開人世間的四個月前，他開始著手編寫《辛稼軒年譜》。在與病痛鬥爭中，梁啟超始終堅持寫作，直至最終無法提筆。梁啟超與辛棄疾有相同的人生境遇，感同身受，故有編寫《辛稼軒年譜》之舉。
1929年初，梁啟超的病情漸趨惡化，身體越來越差，學生謝國楨和蕭龍友勸他停止工作，多休息。梁說：“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不久不治而逝。1982年，謝國楨因病住院，堅持看書，蕭龍友的兒子蕭璋去探望他，勸他不要看書，注意休息，謝以老師在50多年前的話回答道：“戰士死於沙場，學者死於講壇，師訓不可違！”
梁啟超學識博雜，藏書甚多。他的飲冰室藏書多達3470種，四萬多冊。他潛心研究圖書文獻學，支援圖書事業。梁啟超逝世後，家人遵其遺囑，將所有藏書捐贈給了北京圖書館。
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繁多，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每年平均寫作達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