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統計數字顯示，婚前醫學檢查率由強制時期的下降到目前的，該省每年約出生萬名缺陷兒（ 包括職業危害對女工身體的損害，近親婚育導致的先天愚型和殘疾未得到有效控制等 ）。另外，近兩年傳染性疾病出現蔓延趨勢，特別是乙型肝炎、梅毒等母嬰傳播性疾病顯著增加，嚴重影響了孕產婦和胎、嬰兒的健康。
各地恢復強制婚檢的依據都差不多。固然，這8萬名缺陷兒跟強制婚檢的廢存之間是否果真存在必然的關聯，婚前醫學檢查是否真能把婚後的缺陷兒扼殺在萌芽狀態，強制婚檢的復辟又是否意味著公權力對私權利的擠壓—— 一切就像《 新京報 》社論所質疑的那樣：“在並沒有嚴密的邏輯論證的前提下，一個已經被取消的權力為何又被輕而易舉地恢復了？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生孩子、醫學、遺傳學、統計學以及政治倫理學等專業問題，我知之甚少，也就沒有什麼好“深思”的，倒是想起《 言言齋性學札記 》裡的一段話來：“希臘地少人多，勢難主張生育，所以宥恕自身妄用同性戀愛諸事，且不罪殺害嬰孩者。猶（ 太 ）民尊崇上帝，聖經中令其繁殖，是以男子不娶為大恥也，多妻為常有之事；手淫者與同性愛者，為社會所不齒。此古時先知未臨世以前事也。先知臨世以後，始禁多妻之制，然仍贊成重婚重嫁，因國大民稀，非人口增加不可之故。”
性事者，一經濟問題耳
至於美國的“國性”，《 言言齋性學札記 》指出：合眾（ 美國 ）性事，介於希（ 臘 ）猶（ 太 ）之間，國法罰犯奸者。然紐約州1923年至1933年十年內，男女通姦之案共5萬件，此外未告發者不知凡幾，可見國人未能全守單夫獨妻之主義。又重娶重嫁，不作姦淫論，故每歲離婚之案約50萬件，而國中男女離婚者之全額，其數已達800萬矣。
透過對猶太、希臘及美國這三種文化在同性戀、殺嬰、多妻、手淫、通姦和離婚等問題上所表現的截然不同的態度之分析，周越然先生得出的結論是：“餘曰：國大糧多，律不注重貞操；人眾糧少，律必嚴禁姦淫。性事者，一經濟問題耳。”
英國學者也得出過與周越然先生類似的結論。去年，桑德蘭大學研究員布瑞斯主持進行了一次跨國研究，結果發現男女對伴侶出軌感受反差最大的是巴西人，日本人最淡然處之。經過一番分析，布瑞斯發現這與各國的生育率有關。在生育率頗高的巴西，男人非常在乎伴侶與其他人發生性關係；在生育率極低的日本，男人就不太在乎另一半是否紅杏出牆。
可疑的結婚登記者（2）
強制婚檢之廢存，一如性之倫理，莫非亦“一經濟問題耳”？懷疑他人身上有病，實為自家囊中羞澀。強制婚檢和中國的諸多弊端一樣，都是因為窮。也就是說，強制婚檢的全部意義都是經濟學的，在於減少耗費在缺陷兒身上的社會成本。原理上，與透過B超技術人為減少女嬰出生率殊途同歸。
關於生孩子這件事，右派認為此乃事關宗教、倫理的天賦權利和神聖職責；左派則相信這是人類所做的一樁蠢事，是資本家為了不斷擁有可供剝削人口而設下的一個圈套。自由主義者覺得，婚姻和民主一樣，都算“最不壞的制度”；生孩子就像一人一票的選舉，可贊成，可反對，更可棄權。顯而易見，恢復強制婚檢無法得到上述任何一種主流價值觀的認同，按照我個人的習慣，凡是左中右三方都不能認同之事，通常都可歸類為單純的經濟問題。即便強制婚檢對預防缺陷兒出生確實有用，本來，生物學上不可避免的一定比例的缺陷兒人口，應由家庭和社會共同負擔；生孩子，不論是為了延續種族還是擴大再生產而製造“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