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看看我，蒼白的臉上有了淺紅的微笑。嘿，行啊你。
我笑笑。那車怎麼辦？我問。
現在它正落在警察手裡。他們正在翻我的抽屜。抽屜裡有四年前買的車保險。噢，還有一打罰單。起碼有一打。
他們接著會對你怎樣？
里昂聳聳肩。他把這個美國式動作做得非常憂鬱，非常低調，因而有一點優美在其中。這個動作原是可以被人做得天差地別。就像芭蕾，每人和另一個人都把一套規範動作做成自己的版本。里昂就那樣輕輕一聳肩，把一幫子兇猛龐大的芝加哥警察得罪了。這個聳肩的動作之所以有一點優美是因為它很配里昂。
他們會把老福特拖走嗎？
很可能。假如他們算算費用，認為還合算的話，就會叫輛拖車來把它拖走。我反正不會去交罰款。所有罰單加在一塊，比車值的錢多好幾倍。
我想著熊頭熊腦的警察們圍著繳獲來的老福特打轉，看看它的深灰身軀處處瘡疤，靠近車輪的地方，鐵皮鏽得血肉模糊，潰爛失形。他們為它居然能挪動感到驚訝，為能駕著它在他們眼皮下飛竄的里昂感到佩服。他們最終抄走了車號和某張罰款上的地址和一切有關里昂的資料，心裡完全明白里昂是最痛快得起的那類人；里昂惹得起所有人，包括有著大明星聲望的芝加哥警察。
這時我發現我的手仍在里昂手裡。兩個手溫度都很高。我覺得手和手握在一塊可以是沒什麼含義的，這個國家的男人女人不加細究地接吻、擁抱，因為沒有含義而毫無負擔。如果我現在猛一抽手（或輕輕一抽手）含義就來了：我和他都會對手拉手這個無邪的動作追究，會覺得必須為這個動作命名，為此動作對我們自己做個交待。
里昂眼睛盯著牆上的一幅畫。我見他睫毛挺著鋒芒，朝向這幅沒什麼道理的畫。他這樣看它，我便硬要去看它的道理了。半分鐘之後我突然看出，它是王阿花的作品。一些色塊，一些筆觸，然後一朵玲瓏剔透的殷藍的燕尾花和一隻香檳酒杯，上端碎裂得差不多了，只有一根細弱的杯頸和脆薄之極的杯座。
這樣，我們手拉手這樁事便更沒了道理，對於我們自己更是無從交待了。
一個侍應生過來對里昂說：王阿花和海青昨天晚上來過。
里昂朝這個講標準芝加哥英語的亞洲小夥子看一眼。他對所有事情的反應就這樣淡，表示：我聽見了。我知道了。
侍應生又說：兩個人？他看見里昂拉著我的手。
里昂的左手從右胸的口袋裡掏出個信封，說：我們一會兒就走。那裡面有大麻。
侍應生把我們領到一個小桌邊。這桌可以安置四個人，已有兩人在下圍棋，棋盤上的沙場正是難解難分。倆人正在你死我活，因此對他們不合理侵佔的空間表現出絕對的無辜。
我和里昂試圖在他們餘下的有限空間坐下來。里昂問我會不會下中國圍棋。我說我哪會有這種時間上的奢侈，里昂不去聽我話裡的不贊同，只告訴我他和王阿花就在下圍棋的時候認識的。我想他告訴我這些是什麼意思呢？但他面孔上明明沒任何意思。他將我的手擱在他膝頭上，他自己的手按在上面。我的手在皮手套和他手掌的覆蓋下開始出汗。他的眼睛看著棋盤。侍應生端來兩杯加冰塊的白水和四十塊錢鈔票，里昂一概不理會，眼睛和全副精神都在那盤棋上。
里昂，你和王阿花誰贏誰？我問他。
他說：嗯？
他轉過臉，看著我。我想把話再重複一遍，又一想，還是拉倒。
他看著我，等待我再問他一遍。
我笑笑。
他慢慢轉回視線，又去看圍棋。他當然聽見了我的提問。但他認為我那樣裝作沒事，裝作不想刨根問底，裝做對他和王阿花毫無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