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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更早,早得令人稱奇,正所謂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前頭更有早行人啊。

張中曉: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3)

張中曉的告別黑格爾,不僅得益於魯迅、尼采式的雜感語體,更重要的是來自他內心那堅定不移的信念,也就是對個人價值和自由的高度尊重。在中國的左翼陣營中,曾經有一批經受過歐洲啟蒙運動和俄國人道主義思想洗禮的自由知識分子。年輕的張中曉接受過他們的影響,無疑是那些精神傳統的繼承者。而1955年無端蒙受的不白之冤,更使得他對摧殘個人自由和人的尊嚴有著切膚之痛。他深切地知道,失去了自由對於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只有在自由中,人才可能發現他真正是怎樣的。只有作為個人,才會感到歡樂和痛苦。”由個人的命運遭際觸發,張中曉開始反省造成個人悲劇的整個社會背景。他像魯迅一樣,到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制度中去搜尋非人化的因素。他從古老的文化傳統中發現,中國的古文化缺乏思維的自由和個人的反思,“對人是陌生的,僵硬的、死相的”;他從當時流行的經濟學中覺察到:“某些經濟學家的學說由於沉迷於抽象之中,忘記了人,忘記了所有並應該享受一切財富的人。”他更感到中國人的理論著作,讀來如死氣沉沉的命令,沒有個性和人格的投入,“或者是抄襲,或者是枯燥的理智,或者是宮廷語言的堆積”同上,第20頁。。張中曉厭煩了這一非人化的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他深深地感到,離開了個人,侈談任何美好的理想,通通不過是烏托邦的虛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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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在詩意與殘忍之間(1)

在朦朧詩人裡面,北島是憤世嫉俗的,舒婷充滿了生命的情趣,而顧城卻是反社會的,他懷疑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必要和可能,他懷疑語言的可靠性和真實性,甚至拒絕對這個他無奈生存其間的世俗社會承擔一切義務和責任。

1993年中國詩壇的最大事件莫過於顧城之死。每一個朦朧詩的愛好者都感到分外的震驚,誰也難以將一個寫下了大量優美詩篇的童話詩人與一個殘忍地用利斧劈死愛妻的殺人犯聯絡在一起。但事實不幸就是如此,令人們困惑不已。

在眾多的評論中間,我注意到評論者們的尷尬,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對的只是顧城的某一個側面,或者將詩人之死詩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對他的罪惡表示惋惜;或者義憤填膺地要“除他‘詩’與‘人’之名”,對輿論詩化顧城之死看作是社會良知的墮落。然而,這一事件的意義也許不在於褒貶顧城本身。蓋棺論定,關於詩人的是是非非,我相信每一個有起碼正義感和道德心的人都會達成基本的共識。對於我們來說,如何將顧城那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加以整合,找出其內在的邏輯關聯,並從中窺見人性的隱秘,這才應該是人文關懷的真正所在。

一、抽象的詩人世界

關於顧城,王安憶有那麼一段在我看來是極為精當的評論,她說:“顧城的世界是抽筋剝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維。……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裡,是要絕望的。假如我們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會絕望。我們不會去死,因為我們對許多事情感興趣,我們是俗人。”

大凡詩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這是他夢中的伊甸園,是他超越世俗、用詩的語言拼砌成的彼岸聖地。然而詩人不免要生活在此岸之中,他同時又是一個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他皆具有,就在兩個世界之間,詩人保持著靈與肉、價值與功利、審美與理性的微妙平衡。唯獨顧城,在他的人格之中只有一重世界,那就是自孩提起他大腦袋裡面所裝的自我迷戀的形而上世界。

顧城稱自己是“被幻想媽媽寵壞的任性的孩子”。他早熟,當別的孩子還是拖著鼻涕、懵然無知的年齡,他已經開始了用詩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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