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振漢等人的意見，涉及到“指導思想”和“學習蘇聯”的基本政策，也涉及現行的經濟制度，自然遭到一片反擊聲。如說他們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大肆攻擊”，他們的話“毫無事實根據”，“只是一種無恥的汙衊”，是“主張‘競爭平衡論’來宣揚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是“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觀點”，對照前些年“實踐標準”的討論和“姓資姓社”的爭論，陳振漢等人的意見，不是整整朝前了幾十年嗎。社會科學存在的價值之一就在於它的朝前性，因為“朝前”，才對人們的社會實踐具有指導意義。然而，也正因為“朝前”，往往觸犯某些現行的神聖的“禁區”，容易遭遇孤立，容易受到指正非難和打擊。這一帶有規律性的歷史現象，確實值得引起人們的深思。
百家爭鳴中還有些意見，更是直接涉及“政治禁區”，如我看過一本《右派論點選輯》，其中就有“高度集權是危險的”，我們存在著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現象，“共產黨不是依據經濟規律領導國家建設”，“黨員的特權思想頗為嚴重”，“民主是目的，不是手段，或不僅是手段”，“我國目前選舉方式不民主”，“全民的財產雖然也有我一份，但卻是被凍結了的財產，沒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使我失去支配它的主權”，“已經發表的材料得不出胡風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領導者的話被奉為‘經典’……萬一領導者錯了，群眾也只能把經典教條式的歌頌，並貫徹到行動中去。如斯大林的一個公式，隨著階級的消滅，階級鬥爭愈尖銳，即其例也”221。這些言論究竟是“右派言論”還是正確言論，今天已不說自明。問題是它們在當時確是闖入了非常敏感的“政治禁區”，是否因此就可以說它們當時仍是錯誤的、反動的呢。
我舉出上述事例，並不是想鼓吹社會科學非要“闖禁區”，和“政治”對著幹，更不是反對“與中央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而是讓人們透過這些現象，思考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百家爭鳴”與“保持一致”的關係問題，僅僅說要把學術與政治區分開來，是不夠的，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們多少年不是一直這樣說嗎？）。不少情況下，學術和政治的界限很難劃清，因為學術總是多多少少會關聯政治，甚至有的就直接涉及政治。
解決問題的關鍵有兩個。一是怎樣看待政治？政治問題是否一律不許討論，不許爭鳴，對於學術研究，它是不許涉足的禁區？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評論員的文章：《政治問題可以討論》這篇文章從我國政治生活的本質和歷史發展狀況角度，講了很好的見解，今天仍不失其針對性，本書願把這篇文章摘錄於此，與讀者共饗。
政治問題可以討論
人民日報評論員
“劃清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的界限”——這是很長時期相當流行
的一種說法。在政治問題的大門口，似乎赫然張貼著一道告示：“請
。。
社會主義的曲折與社會科學的誤區（9）
君閉口”。
在舊社會，人民處於無權的地位，“莫談國事”並不奇怪。在社
會主義的新中國，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有什麼理由禁止他們對那些
與自身利益攸關的政治問題進行研究、討論、爭鳴呢？一切權力屬於
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透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物；公民
有言論、出版的自由等，這些在憲法中都有莊嚴的規定。對政治問題
各抒己見，討論、爭鳴，正是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神聖不可剝奪的權
利。當然，政治問題的範圍很廣，其中有關政策方面的問題是需要作
出決斷的。在決斷以前可以討論，在有關領導部門作出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