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是企圖彌補上這一部分內容。
這些，哪裡是所謂“寬嚴之辯”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從外而內“國際關係”的視角（同學不宜）“國家主義歷史學”滿洲統治的異質性文化信仰及意識形態迎合小民—力壓士大夫薙髮圈地（皆異於中國傳統）限田及減輕地租（非階級問題）自身利益高於一切準政黨特性“兩張皮”（孰居主次之無謂）清史研究所的“非受迫性失誤”
清人僅僅是儒家的忠實信徒，其有關努力僅僅是出於儒家的政治理念嗎？
我在倫敦大學會議論文中寫道：一個“幽靈”，在中華大地徘徊。它來自於北方，在近千年的時間裡，挾帶著異樣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及其強大的武裝力量，一次次以少數征服多數，君臨了中國。從表面看，它像似中國傳統，卻又不是，如同“天可汗”制度，帶有著“國際背景”。它到底是什麼？過去，常把它解釋為“民族矛盾”、“野蠻落後”，恐怕也不盡然，或許我們應一步把它視為一種“政治性質”。所謂“清朝統治者”，已有幾分接近於“現代政黨”。在一般所說的清人受到“漢化”的同時，我們也許更應該注意到這一“外來者”的“異質性”和它的主動“侵略性”。
有了新的眼光，我們不難發現，發起“均田”“限田”建議的官員，特別是那些“鐵桿”，大多都是滿人。如不肯與同僚“會稿畫題”的都統兼刑部左侍郎盛安，“與用事大臣動色爭於上前”的漕運總督顧琮，皆為滿洲鑲黃旗人。而採取反對意見的，則漢人為多。聯想到清代初年的“改衣冠”，以及在華北的“圈地”，對漢人小地主（土地所有者）肆無忌憚的掠奪，可以說，滿人對漢人的那套東西，是很“不以為然”的。經常按照自己的某種利益（或其“理想”），“不尊重”，甚至“踐踏”它。在這裡，說清朝統治者是什麼“（地主）階級”的代表，恐怕並不妥當。他們自有自己的另外一套，與其說這是一種“階級”或“民族”行為，不如說是“政治”行為，甚至可以說接近一種“準政黨”行為，可能更為妥帖。
同時，在勸減田租的一輪提議中，提督永常是滿洲正白旗人，河南巡撫雅爾圖是蒙古鑲黃旗人，再加上皇帝本人，也幾乎沒有一個漢人。＇3＇
在過去的研究中，我比較強調清政府的“正面貢獻”，現在看來，也不應該忽視以下一些問題，如昔日學者孟森認為，清人存在迎合社會以博取民心、鞏固統治的心理。朝鮮使臣樸趾源曾說，清人之失，在其“私心”：
“清人入主中國……其意徒審中國之大勢而先據之，鉗天下之口而莫敢號我以夷狄也。……東南開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輕浮而好議論，則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陰沮豪傑之心，……其心以為，天下之小民，薄其賦斂則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顧無可安之術，則估尊朱子之學大慰遊士之心。……一以陰弱中土之士，一以顯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術，可謂巧且深矣！”
似乎清人統治天下，皆為一種“術”之運用，且有“陰”、“顯”的兩個層次，無論是“尊朱子”，還是“薄賦斂”，並不是像他自己所標榜的樣子。西方有的學者認為，只有在“南巡”中，才能看清楚滿人的特點。現在看來，在那些“仁政”的背後也可能隱藏著這些因素，儘管表面上說是“迴向三代”云云。
另一方面，用人則“內滿而外漢”。乾隆八年杭世駿策稱：
“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總督則漢人無一焉，何內滿而外漢也？”
朝鮮使臣李彝章在回國報告裡寫道：
“今則兵權宥密，專委清人，治民之職，漢人僅參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積怨太甚。”
朝鮮國王評論說“乾隆獨何心而分別清漢？”這確是異乎傳統政治之常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