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怪時人之不易理解。
對於舒赫德之建議廢除八股（非廢科舉），學界一向給予了很高評價，最近則有研究指出（參見崔磊論文），這也不過是“漠視漢員仕進門路”，出於“維護滿洲利益”的考慮罷了。有了這些例證，我們對於清朝歷史中的滿洲特性，難道還不應引起三思？在所有這些方面，清朝豈不正是二十世紀的“先聲”？
四、十八世紀中國的“現代化”努力人口增加（面對人口眾多的解決之道）加強政府新的世界史觀 我的近代史觀：
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中國主流學派都認為是在1840年，以“鴉片戰爭”為標誌。這種觀點，大約形成於1940年代（代表作為《中國的命運》、《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戰後，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學者把它前推了40年，以1800年劃界（《劍橋中國史》）。這幾種看法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把“外國入侵”看得特別重要，好像沒有它，中國就不能怎樣怎樣似的。
儘管早已提出“三百年是一個歷史”（參見《知識分子》1987秋季號），很久以後，我才把它上升為一種“近代史觀”（參見《史林》2006：5）。
根據這種新的近代史觀，中國從十八世紀，就開始她的“現代化”建設了，儘管其努力還很不夠（否則豈不成了英國一類的“先發國家”）。其主要標誌，就是在十八世紀，在世界上出現了罕見的“共時現象”：其一，是人口的增長（從此逐步增加而不再劇烈波動），其一，是各國開始加強政府。對此戴逸曾表示，可能還存在第三個方面，即開始了各國疆土的武力開拓（或可稱為新的民族國家的建設）。現在發現，甚至白話文的文字當時已經存在了（與關辛秋的談話，倫敦）。此外，舉凡考據學、紅樓夢、戴震、章學誠，等等，他們之所以都在二十世紀被看好，就是因為二者有著某種“像似”罷了。
換句話說，當18世紀，中國即與世界上現代化的早發國家一同面對了一些“現代問題”（如人口壓力），並做出了若干“現代努力”（如加強政府）。我們尚不知道這些“發動者”是誰，它多半卻不是來自歐洲。彼此雙方是如何“感染”的，也成為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
這樣，我們就淡化了“鴉片戰爭”的作用，也許它更像是一個歷史的“插曲”，雖有其必要，但未見得有那麼重要了。
現在看來，所謂十八世紀云云，所爭的不僅是對一個 “時段”的認識，而是涉及我們的“世界史觀”的大問題：過去大家認為，除了英國一個國家帶頭實現了現代化外，其他都不是“上帝的選民”，現在看來就未必了，其他許多國家，包括奧匈帝國、俄國、日本、中國……都在“現代化”中，只是其命運、角色各不相同罷了；再如把它貫通到今天，誰說中國就一定“不行”呢（參見有關清代政治史會議的部落格），——這也就改變了過去以經濟暨經濟關係，以工業革命為標尺的觀察角度。
人口問題：
在歷史上，中國眾多的人口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它有那麼“可悲”嗎？反過來說，它起到過什麼積極作用（如在“發展序列”的不同階段）？
一段時間以後，我才把中國歷史上人口的“正面貢獻”，與當下的歷史貫穿起來，提出“人口眾多，何罪之有”？進而，對政治上的“封建專制”，經濟上的“殘酷剝削”，到社會上的“人口眾多”，這樣一些“抹黑”中國傳統文化的觀點，作一總的清算，並稱之為思想史上的“三大戰役”（《讀書》2010：5，及我的系列博文）。
共時現象（布羅代爾）、國家視角（斯科特）：
乾隆初年，興修畿輔水利，其它一些向屬民修的水利工程，也都由官府接手，動帑辦理。乾隆二年七月諭：一切水旱事宜，悉心體究。應行修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