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行修舉。如工程重大,應動用帑項者,即行奏聞。
如廣東廣州府、肇慶府的圍基,安徽的陂塘,等等,更不用說各項河工、水利了。
其後,更多更大的專案和工程接踵而至,如方觀承治直隸永定、滹沱、白溝等河,奇材、雞距等泉;裘曰修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泗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浚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胡寶瑔分疏河南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等等。
不管十八世紀直隸水利工程最終結果如何,它都構成了有關方面在“前現代”的最大一次努力。就其雄心之高、計劃之大來說,恐怕只有二十世紀才能與之媲美。
這一時期,國家興辦的大工程專案還有,開礦、修築海塘工程、治河治水、修建各地城垣、興建官家園林(如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以及開通金沙江通川水道,等等。
與此相關的,還有許多“現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諭:各省郡縣州邑,皆有養濟院,以收養貧民。
五月庚戌,諭:聞吳下風俗,篤信師巫。病不求醫,惟勤禱賽。地方官亦當曲加訓誨,告以淫祀無福,嚴禁師巫,勿令蠱惑。
乾隆三年十二月,諭令各省遵照徵收錢糧之天平法馬,制定畫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已有的糧價呈報制度。
乾隆九年四月,蘇城舊有義學,皆系借設寺院,又無一定經費。現據紳士捐銀四千餘兩,建設七處。
按照國家視角的觀點,這一類的努力還包括繪製地圖等,也是可以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國家建設(借用西方史的語言)的層面。'4'
政府角色問題:
我初提“政府角色”和“政府作用”,還是二十年前,坊間尚很少類似的文字。在中國,不可“忘了”政府(國家),它始終是“第一位”的因素,這是我一直堅持的觀點。在十八世紀與當代之間反覆觀照的結果,使我發現,它們之間具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比如,政府作用的“加強”與“收斂”,幾乎成為歷史的一條“主線”。它不但發生在當代:先是(透過革命)政府的強化達到一個“頂點”,然後(透過改革)開始“回落”,從新尋求它的“角色”和“位置”(到目前還沒有“定位”)。類似的事情,在乾隆朝即發生過(如在糧政問題上,它的一“進”一“退”,都富有意義,乾隆皇帝也多少意識到了這點,說:“舉身家衣食之切務,皆委之在官”,官米有限,“焉得人人而濟之”?“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若概欲官為經理,勢必有所難行”)!可以說,中國當代改革就是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認清政府的應有作用和擺正政府的角色地位,——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
再者,如果說今日中國經濟的崛起,所依賴的既不是“經典資本主義”,也不是“典型社會主義”,她就可能仍然走在乾隆以來的道路之上,三百年一以貫之,其主導精神中之一,即是政府發揮特殊的主導式的作用。
因此,政府不容“缺位”(哪怕它開始放權),政府作用這一條“主線”,僅此一條,即可幫助我們說明很多很多問題。
五、實學和經世之學從實際出發的政治及行政考慮(孔門所謂“政事”)面對人口壓力以經濟發展解決問題從墾政到農政的變化講求“六政”技術官僚群體及其專門之學從“內政”和“國計民生”出發 十八世紀經世學派:
所謂“十八世紀經世學派”,是我的一個“發明”,也遭到很多同仁反對。
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中,一向最受重視的就是“考據學”了,其他幾無地位可言。為此,相對於孔門的“德行之科”(義理之學)、“言語之科”(辭章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