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樣“在新中國出生，在紅旗下長大，在黨的哺育下成長”的青年，即便出生在地主、資產階級家庭，也不應該再以前一個歷史階段的階級成份分敵我。特別是新中國出生的地主子女，沒吃過一天剝削飯，生活比貧下中農子女更苦，政治上受歧視，不但入不了黨團，連少年先鋒隊都不許參加，有些地方的土政策，還規定這些孩子小學畢業以後不許上中學，實在冤枉。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對當局來說，是錯誤地過高估計了家庭的影響和作用，而過低估計了黨團社會教育的效果，把可以成為己方力量的青年推向了敵對的一方去了。對這些被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來說，無法解釋自己何以會低人一等，只能埋怨自己出世的時候投錯了胎！
我作為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儘管我是擁護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但我是個“前娘”生的兒子，共產黨這個“後孃”並不愛我，處處地方歧視我，限制我，打擊我。我也曾經像我父親一樣立志不參與政治鬥爭，好好兒學一門本事，做一個“有利於國家民族的人”。但是連這樣最低的要求都不讓我達到，不許我實現。我才二十歲，至少還有四五十年的生命。我活在大陸，連做一個普通公民都不能夠，還有什麼意思呢？裴多菲和羅蘭夫人都說過：“不自由，勿寧死。”我並沒有向共產黨要求額外的非份的自由，我只要求作為一個自然人和普通公民所應該有的、一視同仁的自由。而這種自由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了不可能得到的奢望與苛求了，那麼，我應該怎麼辦呢？
如果真按“不自由勿寧死”的信念行動，我應該像小菁一樣去自殺才對。但是我認為自殺的人太懦弱了。如果是個人恩怨，我至少先要把仇人殺了，然後再自殺，或同歸於盡，絕不自己憤而自盡。現在的問題是國家、政府、政黨的錯誤決策在為難我，而我又沒有力量來推翻這個政府或改變這種錯誤的政策。如果我不想拿自己的生命作糞土，從我個人的解脫出發，我只有外逃一條路可走了。外逃，有可能被抓回來，甚至有可能在國境線上被擊斃，但也有可能逃亡成功。我聽說過：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就有大批傣族人成群結夥兒地逃到了緬甸、泰國和寮國去。儘管七二年跟五八年的政治氣候大不一樣，邊防的鬆緊也大不一樣，生死二字，總歸只有一個可能性。人生難得幾回搏，到了這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只能拼死一搏了。
做好逃亡的思想準備，我就積極地做逃亡的物質準備。
第一是路線。從哪條路走，從哪個點突破，是逃亡成敗的關鍵。
我要去的地方是泰國。因為只有到了曼谷，找到了那家與我舅舅聯營的旅館，我才有可能到達香港。但是雲南只與緬甸、寮國、越南交界，與泰國並不接壤。要去泰國，必須先經過緬甸或寮國，再第二次偷越國境，才能到達泰國。這可真不容易呀！但是為了活命，為了活得像一個人，我豁出去了。
我在西雙版納已經住了四年，對於哪個路口能夠通向緬甸和寮國，多少也知道一些。我聽人家說：邊防線最松的，是騰衝地區。因為騰衝地區的境外，就是緬甸人民軍的勢力範圍，凡是越境的人，十個中很可能就有有九個是出去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革命”的。我不打算投緬共，再說，那裡離西雙版納有好幾百里路，離緬泰邊境也太遠。我要去的地方是曼谷，我必須儘可能尋找一條最短的到達曼谷的路線。
那時候，中國政府為了支援寮國的民族解放，派了一支部隊到寮國去參加人民軍作戰，其中三支隊和五支隊，駐在寮國西北部的會曬省，也就是上湄公省。因此，幾乎每天都有軍用車隊從昆明運送軍需物資經過勐臘中老邊境出國到寮國。對於軍用車隊透過，邊防站的檢查當然比較松，如果能夠想辦法爬上汽車鑽進車蓬裡面去藏起來，可以說是一個極妙的方案。但是一者勐臘離西雙版納也有好幾百裡，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