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起見，與餘戟門、林行規、姚次之、張棣生平素極熟之友人等，絕少往來，即仲和亦少見，見亦決不談訟事。當時法官真是廉潔自好，對於訟案，慎重審理，散值後猶攜案卷回家工作，可當得起清慎勤三字。各省法官亦蔚成風氣，絕不聞有受賄情事。此種風格，直維持到北方政府終結為止。餘初作律師，除照章公費外，不計較酬報，聽當事人之便。其時風氣未開，請教者不多。後有一案，一審判死罪，二審維持原判，上告到大理院。該案論事實應判死刑，惟因律無明文，情形特殊，第一審根據事實判處死刑，第二審仍維持原判，被告不服告到大理院，請我辯護。餘即根據律無明文不能判罪為理由，大理院本是書面審理，遂將辯護狀送進。結果原判撤銷，改判無罪，於是被告全家老小，到我事務處叩頭致謝，感激涕零，謂因家貧，只送些土產表示謝意。餘亦不收酬費，連公費也免了。從此大家知道訴訟不能不請律師，且知道我以侍郎做律師，區區之名，不脛而走，從此門庭如市。餘亦不管案件大小，來者不拒，每月收入，綽有裕餘。後來，法政學生掛牌業律師者漸多，唐寶鍔亦掛牌做律師了。
其時監獄由清末新建，潔淨有秩序，是為清末預備立憲而新蓋者。至地方廳看守所，反逼窄汙穢，穢氣燻人，令人難受。論理看守所，為留置未決犯，監獄則為收押已決犯，看守所應比監獄為優待，今乃適得其反，殊欠公道。我有時因面詢當事人之故，身歷其境，親眼看見，因建議司法部（時司法次長為汪子健〔有齡〕）應予改善。子健亦稔友，他告我道，監獄建後，本有修建地方審判廳及看守所之計劃，適逢國變，遂不果行，如有經費當仍照原計劃進行。但在我任律師時，未見實行，惟稍清潔而已。
有一次赴保定出庭，旁聽席滿，添設板凳，亦皆站滿，大都為保定法政學堂學生，無非震於虛名，都來旁聽。及返旅館，見張燈結綵，大書歡迎曹大律師，暗覺可笑。晚飯後，有二十餘鄉民，跪在中庭，求大律師申寃。餘出中庭，請他們起來，問要申什麼冤？他們齊聲說道，我們都是種地人，有跟人爭田畝界線不清的事，也有爭奪收成的事，告到地方法院，法官判得不公平。我們正在農忙時候，沒工夫去高等法院上訴，等到農忙完了，上省到高等法院遞呈子，掛牌出來，都被批駁，說上訴過期，不準上訴了，您想冤不冤？只好求大律師到京為我們想法申冤。我想農民沒有法律知識，跟他們講過期不能上訴的律文他們也不會明白，只安慰他們，等我到京想法子。但告他們，我不是法官，準不準也沒有把握，如果不能達到目的，要請你們原諒。後我想，總得想一辦法補救，於是向仲和建議，鄉民不懂法律，應該想一變通辦法，在法官宣讀判詞後，即高聲向當事人說，你們如果不服，應在法定期內上訴，過了二十天期，即不能上訴。在此當堂宣告不服，亦可記錄下來，算已上訴，再補遞呈子。後大理院照此辦法通令各級法院一律照辦。那時人民毫無法律知識，亦是可憐，把律師當作以前的巡按，更為可笑。有一天，忽接到當選蒙古議員證書，甚為詫異。餘既不是蒙古人，又沒有參加競選，何來當選議員。時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眾議院議長為湯化龍。後來知道，蒙古議員，名為選舉，實由總統指派，故蒙古議員中，滿蒙漢人都有。此事聞系項城知我清貧，暗示補助之意，在我亦無閒過問，只好聽之。有時空閒，亦到國會應應卯。有一次，餘到國會，適逢陸子興（徵祥）兼攝總理，到國會宣佈施政方針。陸氏登臺後，以溫和有禮貌的外交家態度，先說久在外國，中國情形不熟，要請眾位指教。又說外交官最講禮節，即如宴會時，如何接待賓客，尤其對於女賓更要注意。我在俄國時，俄皇宴客禮節之周到，即選單亦如何講究，我尚儲存。這雖小節，於情感體面有關，亦不可不講等語。議員聽了，已有噓噓之聲。又說弱國外交，真是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