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沈從文在銀閘衚衕的一個公寓找了一間由貯煤間改造而成的小房間，又小又潮，只有一個小視窗，房內僅能擱一張小小的寫字桌、一張小床，沈稱之為“窄而黴小齋”。他經常為弄不到一點東西“消化消化”而發愁。他後來回憶這段時間的生活時說：“先是在一個小公寓溼黴黴的房間，零下十二攝氏度的寒氣中，學習不用火爐過冬的耐寒力。再其次是三天兩天不吃東西，學習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飢力。再其次是從飢寒交迫、無望無助狀況中，學習進圖書館自行摸索的閱讀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枝筆，無日無夜寫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給各報章雜誌，在毫無結果等待中，學習對於工作失敗的抵抗力與適應力。”
1925年，沈從文得到了第一筆稿費——七毛錢，他很是高興，覺得終於有出路了，但實際上他還是養活不了自己。實在覺得無法支撐的時候，沈動搖過。好幾次，他遇到奉軍招新，一個排長拿著招兵募員的旗子在街上走，後面跟著幾個面黃肌瘦的失業遊民，沈也跟著走。但走到騾馬市大街，要按手印的時候，他還是臨陣脫逃了。
沈從文買不起書，只能厚著臉皮到書攤看書。他一聽說有什麼好書，不管路有多遠，都會立即跑到書攤邊，裝出買書的樣子，與賣書人聊天。與人熟絡後，他就坐在旁邊的小凳子上，直到將書看完才離開。沈從文傳的作者凌宇說：“這全得力於沈從文青少年時期在行伍中獲得的人生磨礪。”
20年代末，沈從文開始在文學界嶄露頭角，卻仍舊為生計發愁：全家每月要有近百元開銷，母親的肺病逐漸加重，九妹上學也要花錢。沈被各大書店宣傳為“天才”，但一本十萬字左右的小說只能拿到百元左右的稿酬。手頭窘迫時，沈去求書店預支給他幾十元稿費，卻總是遭到拒絕。他不懂與人爭利，只能在書店門口呆坐半天，到夜幕降臨，也拿不到一毛錢。唯一的辦法便是坐在斗室裡不停寫作。他的身體十分虛弱，三天兩頭常會頭疼難禁，不停流鼻血，弄得嘴角、下巴、衣服、稿紙以至於毛巾上到處是血。一次，在復旦大學讀書的陳萬孚夫婦去看望他，推門一見此情形，嚇得陳夫人當即昏倒在地。
沈從文在青島大學任教時，月薪一百元，完全夠他和九妹生活了。但每次錢一到手，二人就去下館子看電影，很快就花銷殆盡，常常弄得下半個月沒有飯錢。
一次，楊振聲家的傭人幫沈從文洗衣服時，發現了一張揉碎了的當票。原來沈從文把張兆和的一隻紀念戒指當了。楊振聲知道他窮，便預支給他五十元薪水，笑著說：“人家訂婚都送給小姐戒指，哪有還沒結婚，就當小姐的戒指之理。”
1946年，汪曾祺到上海後，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情緒異常悲觀，竟然有自殺的衝動。沈從文知道後，一改往日的平和，寫信大罵汪道：“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沈還在信中提到了他當年初到北京的情形，以此來勉勵正在困境中的汪曾祺。
抗戰後回到北京，一次，沈從文去給周定一送稿件。天寒地凍，他穿著一件寬大的狐皮袍子，腳上套著一雙氈子大毛窩，頭戴毛帽。周開啟門，看著他一身如同聖誕老人的裝束（只差沒有鬍子），不禁一愣。沈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道：“買這件舊的狐皮袍子比去做件新的要便宜得多，又省事，又省工料，哈哈！”
解放後，在歷史博物館工作的沈從文分得三間宿舍，沒有床，沈就用五個大小不一的書箱、三個煤油桶、十多函舊書、一塊寬一尺半長七尺半的床板、三塊二尺方書箱板拼湊成了一張床，人睡在上面一翻身，煤油桶就哐當響一聲。週末兩個兒子回來，父子三人“孔融讓梨”般互相謙讓一番，一人睡床，其他兩人便在地上打個地鋪對付了。
在湖北幹校，沈從文幾經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