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問題更大，很壞很壞”；⑵“作者的意思是要砍旗”，“政治上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⑶文章“思想上是反動的”；⑷文章是“分裂黨”，破壞國家的安定團結，“國內外敵人會利用。蘇、美兩霸和反動派都要利用、挑撥。他們挑撥政治局常委之間的關係，挑撥中央委員之間的關係，挑撥毛主席和華主席之間的關係，挑撥工人和農民之間的關係”199。這樣，使一篇哲學常識性的文章，引起了一場大的###。其意義，正如《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所指出的：“這場討論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表明真理標準問題已不僅是一個理論觀點問題，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在多種力量的推動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聲越來越高，開始打破‘兩個凡是’和多年來盛行的個人崇拜的禁錮。真理標準討論為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糾正長期以來‘左’傾錯誤，實現歷史性轉折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200。
20幾年以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場真理標準的討論，特別是把它和黨的歷史上發生的多次“理論鬥爭”聯絡起來，引發了我的另一種思考。本來是一般的理論宣傳文章或理論研究、探討的文章，為什麼在某些政治家眼裡，往往視為嚴重的政治問題，視為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晴雨表”呢？這說明在我們國家，哲學和社會科學曾被高度政治化到何等程度。
在“蘇聯文化模式”下，不管是蘇聯還是中國，以及前東歐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哲學和社會科學的高度政治化，幾乎成為共同的重要特徵。斯大林主張理論上的爭論要同黨內的###聯絡起來，他說：“任何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即使在最抽象的理論問題上的背離，在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的情況下都具有政治意義”201。並且逐漸形成社會科學領域必須遵循的一些“法規”，如社會科學研究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黨的檔案出發，遵循“原始文據檔案不能做為研究和了解歷史真實情況之憑據的原則”；黨的領袖是最有權威的理論家，領袖言論是終極真理，任何有違於這些言論的觀點，均被視為最大的政治問題；並且實行“以言定罪”；規定學術禁區，禁止學者涉足；哲學、歷史必須為現實鬥爭服務，在這一口號下，某些哲學原理和歷史事實可以隨意篡改。回顧這段歷史，前蘇聯社會科學家阿法納西莫夫深有感觸地說，當時的許多人“有一種觀點不容質疑地斷定，我們的社會科學不可能有什麼地方落後於非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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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曲折與社會科學的誤區（2）
然而，近些年來研究蘇聯劇變歷史的專家們，以大量的史實說明，蘇聯文化模式下的社會科學不僅落後了，而且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
“第一，僵化凝固的理論教條，特別是斯大林確定的那種社會主
義觀念，長期束縛，阻礙著蘇聯的改革。……”；
“第二，蘇聯僵化凝固的意識形態使馬克思主義變形，失去了認
識社會、改造社會的強大功能，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人文科學喪失
了對社會現實的穿透力，造成註釋風氣盛行，創新思維能力衰遏，變
成了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的工具。……”；
“第三，蘇聯歷史上殘酷的思想鬥爭不僅束縛、壓制著人們的科
學創新，而且鎮壓、消滅了一系列自然科學學派，使科學不僅不能為
蘇聯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動力，反而使蘇聯經濟停滯，導致在同西方國
家競賽中最終敗北”；
“第四，蘇聯的思想文化模式鑄造了強大的保守主義和極端主
義，……”203
在我們國家，